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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谈艺录

    李商隐《天涯》：“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纪昀
批：“姚平山曰：最高花，花之绝顶枝也。花至此开尽矣。”花开尽正指春尽，有伤春
的意思。“莺啼”本指鸟鸣，从啼字转为啼哭，引出泪来，由泪转到湿，湿最高花又表
示伤春。结合“春日在天涯”的表示飘泊，“日又斜”的近黄昏，加上伤春，有无限情
思，在这个曲喻里，表达这样深沉的情思，耐人体味，这就神韵独绝。又《病中早访招
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十顷平波溢岸清，病来惟梦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
犹放沱江过锦城。”司马相如有消渴病，即糖尿病，口渴要喝水。说相如不是真的消渴，
倘真消渴，会把沱江水喝干，不放它留过锦城了。联系他做梦只做到在十顷平波中行，
含有他才是真的消渴，所以只梦到十顷平波，表示要喝水。这跟李十将军游曲江结合，
正希望将军帮他消渴。这个消渴，指渴望求偶，希望将军帮他作媒，这种心情形之于梦
中，比相如的求偶更急。这里正意没有说出，通过自己真消渴的梦中求水来透露，使人
体味，情意这样含蓄，所以称神韵独绝吧。
    其九，从创作到修辞，还得注意心手物相应。钱先生说：
    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
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
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而三者具焉。自心言之，则生于心者应于手，出
于手者形于物，如《吕览·精通》篇所谓：“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非存乎心，而
木石应之。”自物言之，所以心就手，以手合物，如《庄子·天道》篇所谓“得手应心”，
《达生》篇所谓“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210页）
    钱先生引了《精通》篇讲“钟子期夜闻击磐者而悲”，这个“悲”是因为击磐者内
心悲苦，通过手臂拿了椎击石磐发出悲音来。这个悲音不在手臂和椎石，是手臂和椎石
跟心的悲苦相应造成的，即物、手和心的悲苦相应。又引《天道》篇讲轮扁斫木作轮，
不快不慢，“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说明手的技巧的重要。又引《达生》篇称“工倕旋
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工倕用手指画圆或方，超过用圆规或方矩，手指已
经化成规矩，不用留心。这是指技巧。这里说明艺术创作要求心手物相应。兴象意境，
即意匠经营是属于心；艺术创作所运用的工具和材料属物；使心物相应的是手；心物手
相应才能完成创作。钱先生又指出“物各有性”，像轮扁斫轮，斫木作轮，要顺应木的
本性，“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这就是“顺
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这才能作好轮，不能违反物性。文学是用语言来创作的，这就
要适应用语言来创作的特点。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指出：“诗和画既然同
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旧文四篇》
7页）。共同性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特殊性如画是用色彩及线条构成，适于描绘
形象和色彩，但不容易表达情意；诗是用语言构成，适于表情达意，但不容易描绘形象。
艺术家的本领，在适于描绘形象和色彩中表达情意，即“画中有诗”；在适于表达情意
的语言中描绘形象和色彩，即“诗中有画”。怎样做到“画中有诗”或“诗中有画”，
就要适应线条、色彩或语言特点来进行创作，要“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不能“违
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像作诗就要适应语言的特点。
    其十，诗意和神韵，保存在诗的词语之中。与说理文的理与词语可以分离有所不同。
钱先生说：
    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成文须如是，为言须如彼，方有文外远神，言表悠韵，
斯神斯韵，端赖其文其言。品诗而忘言，欲遗弃迹象以求神，遏密声音以得韵，则犹飞
翔而先剪翮，踊跃而不践地，视揠苗助长、凿趾益高，更谬悠矣。瓦勒利尝谓叙事说理
之文以达意为究竟义，词之与意，离而不著，意苟可达，不拘何词，意之既达，词亦随
除；诗大不然，其词一成莫变，长保无失。是以玩味一诗言外之致，非流连吟赏此诗之
言不可；苟非其言，即无斯致。（412—413页）
    钱先生指出诗的用文词语言，跟说理文不同。读说理文，只要懂得了这个道理，文
词语言都可不用，也可用另外的词语来说明这个道理。诗不同，诗的言外之音，诗的神
韵，就保存在诗的词语里，只有吟赏诗的词语，才能体会它的言外之音和神韵，抛开了
诗的词语，言外之音和神韵都没有了。即说理文的理与词语可以离，懂得了所说的理，
词语都可抛弃。诗跟词语必合。钱先生在《管锥编》里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
    《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
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
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
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
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
体示意义之迹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取《车攻》之“马鸣萧萧”，
《无羊》之“牛耳湿湿”，易之曰“鸡鸣喔喔”，“豚耳扇扇”，则牵一发而动全身，
著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以变换，将别开面目，别成篇什。毫厘之差，乖以千里，
所谓不离者是矣。（《管锥编》12页）
    这里明白指出《易》的拟象只是一种表示意义的符号，可以改变或舍弃；诗的比喻
是表示情意的迹象，不能改变，一改变将别成面目或不成为诗了。钱先生更深刻地指出：
    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苟反其道，以
《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达诂”之论，作“求女思
贤”之笺；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
    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以深文周内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
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同上14—15页）这里指
出把诗喻看作《易》象的祸害，含意更为深刻。这里说明诗喻和《易》象在运用词语上
的各具特点，已经由创作而兼及鉴赏了。
                  ※               ※                 ※
    《谈艺录》补订本中论及前人诗论，钱先生是与其作品对看。如元好问“渠虽大言
‘北人不拾江西唾’（《自题中州集后》第二首），读者苟执著此句，忘却渠亦言‘莫
把金针度与人’（《论诗》第三首），不识其于江西诗亦颇采柏盈掬，便‘大是渠侬被
眼谩’（《论诗三十首》之十四）矣。”（481页）如元好问“《赠答赵仁甫》：‘君居
南海我北海’，用山谷《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他如《阎商卿还山中》：
‘翰林湿薪爆竹声’，用山谷《观伯时画马》：“翰林湿薪爆竹声’。《下黄榆岭》：
‘直须潮阳老笔回万牛’，本山谷《以团茶洮州绿石砚赠无咎、文潜》：‘张子笔端可
以回万牛’，……《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两都秋色皆乔木’，施注：
‘山谷句’；遗山七律《赠答乐丈舜咨》、《存殁》均有此句，盖三用也。”（485页）
是元裕之于江西诗，再引三引，所谓“不拾江西唾”者，徒虚语耳。
    又钱先生于诗论，将文学史上通常习而不察之概念，既为之树藩篱，复为之通墙壁。
如称：“至吾州张氏兄弟（惠言、琦）《词选》，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
之原，比傅景物，推求寄托，‘比兴’之说，至是得大归宿。西方文学有‘寓托’之体，
与此略同。……顾二者均非文章之极致也。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异床而必口同梦，仍
二而强谓之一；非索隐注解，不见作意。”（231—232贝）钱先生在这里既指出常州派
词论的寄托说，与西方“寓托”之体略同；又指出这种寄托说不免牵强附会。
    钱先生于前人诗论，又作出重新估价，如对《沧浪诗话》，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
批评史》称：“沧浪论妙悟而结果却使人不悟，论识而结果却使人无识，论兴趣而结果
却成为兴趣索然，论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而结果却成为生吞活剥摹拟剽窃的赝作。”
（下卷一，77页）对《沧浪诗话》的论点作了否定。钱先生对《沧浪诗话》作了重新估
价，郭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里就改变了看法，称引钱先生的《谈艺录》所说“最为
圆通”，因引“胡应麟《诗薮》云：‘严氏以禅喻诗，旨哉！’”（又21—22页）钱先
生因称：“撰《谈艺录》时，上庠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
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
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596页）《补订》更论“诗与禅之异趣分途”。
“《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
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58
0—581页）以此论诗禅，较《谈艺录》原本更深入了。
    钱先生论文学史，有将历来文学史上的说法澄清的，如论明末诗派之称“七子”
“竟陵”而轻“公安”。钱先生说：“余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
雄，公安无足比数。聊拈当时谈艺语以显真理感。”（418页）此外微言胜义，触处皆是，
如论宗师与开派，钱先生称：“是故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常
言弟子于师‘崇拜倾倒’，窃意可作‘拜倒于’与‘拜之倒’两解。弟子倒伏礼拜，一
解也；礼拜而致宗师倒仆，二解也。”（517页）此说尤耐寻味。
    《谈艺录》内容极为广博，在1948年出版时已经以它的博极群书、学贯中西引起学
界的震惊和赞叹。经过了三十五年，钱先生再写《补订稿》，份量跟《谈艺录》相同。
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的《引言》里说到这次“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上下编册
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通过钱先生的逐处订益，来研讨钱先生的早晚心力之
相形，这还有待于海内外学人作深入的探讨。在这里只能浅尝辄止。钱先生在《谈艺录》
序里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那时是抗战时期。又称
“麓藏阁置，以待贞元。”已望见抗战的胜利。书中也反映当时生活，如引郑子尹《自
沾益出宣威入东川》诗：“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
蝇迎后路蝇。”称：“军兴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所历之境，
迄今未改。形羸乃供蚤饥，肠饥不避蝇余”（183—184页）；想见抗战中的困境。
    钱先生的文艺论，就这里所引的看，已包括了美学、艺术论、诗论、诗的赏析、修
辞、创作论等。除文艺论外，本书还有论文学史的，论作家的，评各家诗论的，论作品
的，论诗注和补诗注的，就是钱先生在本书里讲的文艺论，方面也很广，不限于上面所
举各点，这里只能管窥蠡测罢了。冀勤从1937年的《文学杂志》里读到了钱先生的《中
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认为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
即“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与西洋的文学批评作了多方面的细致的比较论述，
又是属于中西比较文学批评论。不论就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说，或就中西比较文学批评
说，这篇文章都可以作为《谈艺录》很好的参考，因此附录在后。
    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这个《读本》，不论在分类选材上，在简注上，在说明上，
一定有许多不恰当或失误处，谨向钱先生表示深切歉意。本书的不恰当和失误处，谨请
读者多多指教。
    　　　　　　　　　　　　　　　　　　　　　　周振甫
    　　　　　　　　　　　　　　　　　　　　　　1990年7月
 《谈艺录》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