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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之一 天地人之道
  
  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
  这部曾被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学生片片断断记录下来。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汇集编纂,后来就成了《论语》。
  我们会觉得,《论语》好像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很多是就事论事,里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乎每一则语录都很简短。
  其实,无言也是一种教育。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你看,苍天在上,静穆无言,而四季轮转,万物滋生。苍天还需要说话吗?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
  大家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把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
  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神圣神圣,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而圣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样的人。
  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大地上生长的信念,他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
  中国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个开辟不是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
  中国人习惯的叙事是像《三五历纪》里面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它说开始时“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在里面呆了一万八千年。
  后来天地分开了,但它不是作为一个固体“啪”地从中间断裂,而是两股气逐渐分开,阳清之气上升为天,阴浊之气下降为地。
  这并不是天地开辟的完成,这种成长才刚刚开始。
  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你看,盘古在天地之间“一日九变”,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每天都在微妙地变化着。
  这种变化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地”。
  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
  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是务实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盘古的变化还在继续,这个故事还要接着讲:
  天地开辟之后,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也“日长一丈”,跟着天地一块儿长。
  如此又过了一万八千年,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人的意义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天地人并称为“三才”。
  所以,在孔子看来,人是值得敬重的,人又是应该自重的。
  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这是孔夫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度。
  我们见到一些老师声色俱厉,经常指责他的学生不该如何如何。那是这个老师没有到境界,真正好的老师会像孔夫子这样,平和地跟学生商量着把这种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的关系讲透。
  这样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这样一种谦抑的态度,其实正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孔夫子的这个形象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一种饱和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
  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这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他的学生子贡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个故事在《论语》里叫做“子贡问政”。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了。
  接着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21世纪评估各个国家人民生活得好与不好,已经不是过去简简单单GNP(国民生产总值)一个标准,还要看GNH,就是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
  也就是说,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老百姓内心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
  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参加过一次国际调查,数据显示,当时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只有64%左右。
  1991年再次参加调查,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这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
  但等到1996年再参加调查时,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
  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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