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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百家讲坛

    龙应台：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在思考说，在我自己的生活里头，到底“全球化”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所以开始，我想跟诸位分享一下我的二十四个小时的生活内容。如果说我的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内容，跟你们的目前还有点不一样的话，别紧张，很快的你们的就会跟我的一样了。这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它打进来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自己的生活里，到底“全球化”到了什么程度？我想到早上的时候，我吃早点，第一个呢，通常不太会是稀饭、油条、烧饼，通常就是牛奶面包，然后就是涂奶油，或者是果酱。在家里的餐厅里头，坐下来吃早点的时候，你就看报纸，我通常看几份报纸。先看当地的报纸，当我在台北的时候，我看《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当地的报纸。再加上就是《国际先锋论坛报》，再加上有可能是看《亚洲华尔街日报》。如果说在德国的话，还加上当地的报纸，就是德文的报纸。一方面在物质的粮食上，已经相当地西化，如果是精神的粮食上，已经是看有美国的，或者是英国的，或者是德文的报纸，给你的信息。如果我要去拖地的时候，我自己的地板，我发现我用的那个拖地板的不管是打蜡的，或是清洁剂的那个品牌，是美国的品牌。你用了厕所之后的卫生纸，也是美国的品牌。不管我是在香港，我是在台北，或者我是在柏林，或者是在纽约，全部都是同一个品牌。

    衣服呢？你穿上的衣服，我比较特别，因为我从来不穿名牌，对于品牌实在也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我大多数的朋友里头，他卖衣服，他穿什么衣服，他是非常有品牌概念的。这个品牌也是一样，是全球的，同样的一个品牌。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一个城市。所以这样一路走来，食跟衣，接下来是住了。住跟行，住的话，我在纽约住，或者是在柏林、在法兰克福、在香港、在台北，住的房子没有任何差别，全部都是公寓式的。出门了，行，坐车。坐车跟你用化妆品一样，完全都是品牌，全世界一样的。好，食、衣、住、行。

    到了晚上上床之前，我想喝一杯酒的话，那你喝的什么酒呢？你除非是喝中国的酒。但是如果你是喝所谓的洋酒的话，那个品牌全球都一样，不管你在哪一城市。如果说我睡不着，想要吃一颗安眠药。我发现，你几乎跟纽约的朋友通电话的话，你可以有这样的对话，你吃什么安眠药，我吃什么安眠药，结果是一样的安眠药，全球一致。头疼的时候，你吃什么治头疼的药？大概是全球一致。

    如果在80前，或者100年前，在梁启超那个时代或者再晚一点，胡适之那个时代。他们的知识分子谈的还是所谓的西学东渐。“渐”那个字是逐渐，你用西学东渐这个字的意思，可见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里头，对西方的影响还是刚刚碰到你的表面。那个时候还是在讲抽象的思想已经到了你的门口，然后你面临的决定是我要敞开门来，让它全部进来呢？还是说我敞开一条小小的缝，让某些东西进来？所以在80年前，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他面临的是那样的一个抉择。但是，你看物换星移，到了80年，100年之后的今天，已经变成我刚刚描述的那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西学东渐的那个阶段，它早就已经从大门、从窗子、从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头全面地进入。它已经从纯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论那个层次，已经深入渗透到变成你生活里头，你呼吸的，你眼睛看到的，眼睛一睁开来的世界，渗透到你的最具体的生活内容跟细节之中了，这是我们的生活状况。

    那你说，这个全球化，到底是什么东西代表全球啊？这个词其实是蛮有问题的。因为，所谓全球化的意思是说，从哪里往哪个方向渗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细节里来的，是印度的影响吗？我刚刚描述的24小时里头，我看不出有任何印度来的影响，或者说来自埃及跟希腊的古文明，甚至于说你说以色列、阿拉伯文化那边的影响吗？在我刚刚描述的24个小时里头也没有，仔细去看那个24小时里头的全球化渗透的程度，其实99.9％是西方的影响，是西化。所以对我们东方人而言，其实全球化它跟西化之间有相当高程度的等号可以划在那儿。

    然后你再细看西化的内容，你譬如说就讲物质的品牌而言吧，其中又有非常高的比例，恐怕80％以上它是美化，是美国来的东西。所以对我们而言呢，这个24小时被全球化的内涵里头，有高比例的其实是被美化的那个过程，美国化。它不只是物质面，它同时是精神面，它不只是技术，它更是文化的内容跟它的价值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在20世纪这个工业化跟商业化的发展里头，所有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的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商品，文化它当然是商品。你就是最抽象，最困难的哲学思想，它其实都是透过商业的方式在传播。那文化成为商品的时候，它就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洗发精来洗你的头发，它影响你的价值观。

    最有意思的，当然说最明显的像《国际先锋论坛报》，你看像《国际先锋论坛报》它里头它对于时事的评论，不管是你评论美伊的战事，或者你评论非洲哪一个政权闹政变的事情，或者是你评论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吵架，文化价值观的辩论，它这个报纸总是它在报道的同时，它传递的是它的价值结构。当我们在常年地读这个报纸的时候，我们当然逐渐地渐进，西学东渐，我们逐渐地是被它们那个价值渗透的。更明显的例子大家知道，是CNN这样的报道，它镜头给你看，但是这个镜头是如何地选取，也是它一个价值观就过来了。那么最有趣的，不要说是对知识分子，对一般的平民，我相当地注意到，现在的女性杂志的兴起，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瑞典的女性的杂志或者日本的女性杂志，进到我们华语世界来，我心里觉得很困惑。很有意思的是说，你不要看这些女性杂志它是教你怎么弄你的发型，你的脸是瘦的脸，要用什么样颜色的化妆品，才会看起来什么样。它不只是在帮你下定义，就是什么叫做美，这个还是表面上的。它其实里头包含着很多更深层的东西，比如说妇女杂志里头，它一定会告诉你，当你跟你的丈夫婚姻出现了裂痕的时候，你如何处理，它在教你两性的关系。然后婆媳之间出了问题的时候，它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处理。它也在告诉你说，你跟你的女儿，你如何教育你的下一代，它也在告诉你女性的自我教育。女性到底是应该是非常独立的，妹妹大胆地往西走，大踏步走过去，还是说你要如何地去蛊惑男人，让他为你活一辈子，或者驭夫术。也就是说它也在教你女性的自我教育，跟自我的定位，那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层的文化的问题。

    一个西方的杂志，在西方的社会的没落里头，女性的定位跟女性的价值观，还有女性的人际关系，婆媳的母女的母子的夫妻的这种关系，是在文化人伦里头，每一个社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当这些西方的女性的杂志大量地进入，然后让一般平民老百姓，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就边看这些杂志，它到底带进来什么东西？这个在接受的这一端，在头发上满满是泡沫，然后在读这些东西的人，他心里到底认识到多少？他在接受什么东西？他知不知道他这里在接受所谓的全球化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女性杂志的文化商品的进入。

    所以在这样的食、衣、住、行、育、乐，24个小时，完全在这一个全球化的轮子里头的时候，偶尔我会被提醒。有一个电话打来，是跟全球化不太一样的，那个步调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有时候会接到譬如说德国的某一个报纸，副刊编辑打电话来说，龙应台你可不可以针对什么事件写一篇你的观点的文章，因为我们不希望总是西方观点，我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让我们有你的观点。因为你的观点会是一个不一样的观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被提醒说，在所有全部都是要把我同化的过程里头，有一个需求是希望有不一样的东西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出来，如果说龙应台她这个人一天24小时都在那个“同”里头，从洗发精到安眠药都是同一个品牌。我凭什么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我那个不同的观点从哪里来？如果有一个在英语的环境中长大一个纽约的知识分子，作家，跟我同样的年岁，1952年出生的。在大学里教书，写文章的这个作家，跟龙应台之间，他的生活内容，他读的东西都完全一样的时候，凭什么我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呢？这个观点从哪儿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编辑他为什么会需要一个不同的观点？他的报纸如果没有龙应台的观点会怎么样？那有了龙应台的观点会达到什么目的？好，我现在先丢出这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换句话说，在我描述了全球化如此渗透到最里头，最核心的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对于全球化这个现象，而且我刚刚讲，最开始讲，如果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觉得你的生活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确信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那个速度可能是用几何倍速在加速的。

    如果是它的趋势跟它的方向是这样的话，而且它是必然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全球化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是要敞开大门欢迎它，进来渗透吧，我正需要，或者是说你对它要用一种抵抗呢？或者说你欢迎的同时心里要有戒备呢？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个席卷全球的一个趋势？

    所以由这样的最微小的例子，我想要说的是我自己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说，第一个它是不可挡的。第二个，可能是要有你相当深思而且是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深思的态度而且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让它就这样席卷而来的时候，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的文化的单一整齐化，个别的文化特色显然在快速的消失之中，那很明显的。要问我们所有的人，一个整齐单一单元的文化世界，是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那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

    我的第二个问题，倒是觉得华语的人口，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又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占了人口的四分之一华语的人口对于全球的，要说是贡献吧，或者是说把人类当做一个社区，我们这四分之一的社区里头的人口，对这整个社区对它的思想，对于它的前瞻，对于它向前健康发展那个能力，有没有相对的贡献四分之一，答案很明显也是否定的，没有。我们四分之一的人口，对于这一社区，贡献的有没有八分之一，也都很难说。所以我们这个四分之一的人口，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区的贡献，跟我们所占的四分之一的人口，其实是非常地不成比例。所以我觉得全球化以这样一个速度席卷全球，尤其是四分之一的华语人口，可能是更有一种责任去追问自己说，我到底给全球的文化体制的健康跟多元的这个方向，我们做出了多少贡献？我们可以做什么贡献？对全球化可能有这样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