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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下) 龙应台
央视国际 2004年01月15日 15:44
主讲人简介: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
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
内容简介:著名作家龙应台先生在这期节目里,主要针对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做了解答。其中有的问题涉及到她的《野火集》,还有的问题涉及到她在台北市当文化局长要退出的原因。
有观众问,现在在北京有很多人差不多不过春节了,他们过圣诞节。如果他们是基督教徒的话那也无可非议,而好多人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不知龙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龙应台认为,当我们在移植西方文化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它的热闹、它的大吃大喝,我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到12点准的时候,就到教堂里头去做弥撒了。并且现在还有一些人开始过情人节,而又有谁知道Valentine's Day是什么东西。
龙先生自己有一个比较刻薄的比喻,这样的话有一点像是你把别人的牌位迎到家里来,然后给它上香、鞠躬、有音乐、阿弥陀佛什么都做,但是你不知道它是谁。
还有的观众问,龙先生在台北从政三年,为什么又不做了?龙应台认为,从政事实上是她的一种理念的实践。当时会接受这个挑战,事实上是在测验自己,自己自以为了不起,有很多抽象的理想,但是到底经不经得起实际的考验?而当把自己投到机器里头去的时候,你敢吗?而且你会不会变形?会不会走样?当时是带着那么多的疑问进去的。进去之后发现确实很困难。可是到最后,真是做完了一任。而决定退下来,是因为每天都在处理事务,非常巨大的压力。一天的工作十六个小时,每个小时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而自己对于写作者的巨大空间的渴望,超过了自己对于台北城市的责任感。
所以决定退下来,是为了要得回那个距离,得回自我的那个比较大一点的空间,让自己重新可以思考。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是没有办法思考的,每天在做。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下) (全文)
主持人:有很多的文化人,一提到全球化就变得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强势文化,或者说美国化对弱势文化的鲸吞蚕食。全球化的结果呢,甚至是新殖民主义。龙先生在上一讲里就全球化的话题,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文化思考。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看看有问题的朋友向龙先生发问。在此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在现场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龙先生最早在大陆发行的那本《野火集》?举手我看一下,看起来并不多。我在读《野火集》时的一个感觉,就是龙先生特别从犀利的文风背后,肯定是凶悍极了的女子。我今天也是跟龙先生第一次见面,一看龙先生声音是那么甜美柔软,而且是非常女性化,母性化。那个剽悍是变成了今天的这种柔中的力度,柔中的锋芒,这种文化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的。接下来有问题呢,我们举手向龙先生发问。
问:龙先生您好,今天我可以说是慕名而来。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北京我看到的现象。比如说,就是现在好多人差不多不过春节了,他们过圣诞节。如果他们是基督教徒的话那也无可非议,关键好多人呢,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我想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龙应台:好,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头,在《南方周末》的《紫藤萝》那篇文章里头提到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移植西方的文化,你过圣诞节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热闹,可是别人的热闹,他下面是一棵小草。你说蒲公英,在地上看到它的花,可是它下面是有根的。就是说在它热闹的下面,是有它宗教的信仰。他也许在晚上8点到12点之间,他是去开舞会狂欢,可是你没有看到他12点准的时候,他就到教堂里头去做弥撒了。那么当我们把它移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移过来它那个热闹,大吃、大喝,还有狂放的舞会,其他什么都不见了。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节目,也是这样。那当然是更荒唐的事,还有人开始过“感恩节”起来了。吃火鸡,11月的时候。那是美国人的感恩节,美国人感恩是因为“五月花”泡到了东海岸之后跟印地安人之间的过程。它是有它的原因的。这个有一点像说,美国人开始过端午节,去赛龙舟比赛,但是呢又完全不知道龙舟是干什么的。那倒也好,那变成运动项目,变成就说,你如果把龙舟竞赛变成奥林匹克的项目,我觉得倒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在亚洲的各个城市里头都在过圣诞节。除了什么圣诞节之外,还有情人节。让我觉得很难忍受的是2月13号的,我不知道北京是不是也过,2月14号。你们都知道,显然你们也过,过情人节,2月14日,就是Valentine's Day.那么我很难想像有谁知道Valentine's Day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蛮复杂的。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刻薄的比喻,这有一点像是你把别人的牌位迎到家里来,然后给它上香、鞠躬、有音乐、阿弥陀佛什么都做,但是你不知道它是谁,有点像这个做法。
就是说在一个自然而然的,没有被中途打断、截断的文化传统里头,你有自己的节庆要过的。你说要过情人节,那为什么不过七夕?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尤其是过七夕的话,你有这么多美好的诗歌来传诵这个节日。你譬如说中秋,以前在苏州几百年来都是虎丘的中秋夜,就说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头有自己的礼乐文化,只不过我们这个礼乐文化你看从周朝以来,就有所谓的修禊礼。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永和九年《兰亭集序》里头,很多餐厅附庸风雅地都把王羲之的文章写在那儿。三月的时候,到河边去要游泳什么的,从周朝以来我们就有修禊礼。修禊礼是什么呢?就是三月的暮春,你到有水的地方去,去郊游。春天到来,然后你到水边去,当然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在那儿,在春天用水把自己洗净,来迎接这新的人生。所以他是有很深的,人跟自然、人跟自己、人跟社会的意义在内。所以你为什么不去过你自己的民族的美学里头已经有的传统?而且它非常丰富。那是春天,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当然有夏至,但是你端午节也非常丰富。到了秋天的话,你有中秋,这中间还有宗教呢,譬如说于兰盆,就是鬼节,说是农历的七月半。你也有七月十五的鬼节,中原,然后再往后推的话,就是十二月。这种情人节什么都有,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有很多的原因,不断的大浪一次一次地打来,每一次打来,就是一次一次的退掉。退掉跟自己传统的遗忘,遗忘了之后,还有呢,觉得自己是落伍的,也因此认定我们的传统就是是落伍的,是封建的,是野蛮的,是不及格的,是拿不出台面来的。其实是自己遗忘自己的传统的同时,然后比较盲目地把别的东西进来,这是一个层面。所以我自己觉得当我们自己的民族对于自己不是那种假的狂大、狂妄。但是另外一种东西,是你从自己的传统文化出发,然后看见自己传统文化的美好。而你对于自己的文化有所自信,那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么有那个自信之后,你就不会被所有的大浪这样打来,一次一次把自己的东西退掉。那么这个呈现在节庆上完全是一样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甚至于是一个用英文写作的人。可是在我的讲话跟我的文章里头,第一个,只要能够用汉语表达的任何的词汇,我绝对不用外文。那么,在我自己跟朋友的对话里头,大部分的朋友,在大陆跟我谈话的都会不知道我懂外语。但是我是觉得我只要有汉语的,我为什么要用外语?但是你没有汉语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地用外语。是对自己语言的尊重跟捍卫吧。那对于自己的民族美学,民族美学随着季节起伏的,而且是连着根的,上面热闹,连着下面的根的礼乐的生活,重新地找回来,可能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信心之后,就会发生的自然的现象。当然另外有的说法,大陆的情况,是因为它政治的历史这样走过来,所以它压抑,它保守,它内向,它不自由。那么因此当你把西方的这种热闹譬如说圣诞,party这些东西带进来的时候,它事实上并不只是一个party而已。它其实还模糊地暗示着一种对于开放的向往,这种个人的精神解放的向往。它有另外的意义出来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也许就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只不过是你逐渐地还是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信心找回来。那时你就不需要依靠这种东西,来建立自己对于开放的渴望。
主持人:中国的青年人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过洋节日,对自己的节日背后的文化故事,大概不知道了。我特别注意观察过,最近几年的二月十四,总有乡下的,脸冻得通红的小女孩,捧着一束束的玫瑰花,见到小男生都会问:“先生,你买一束玫瑰花吧。”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七月七呀,比如说献上中国的这种荷花或是菊花,献给自己的情人,我想这可能是龙先生乐意看到的。
龙应台:这个也是跟文化信心有关系。我发现台湾这几年来,开始过七夕的人多了。还有就是古时候十六岁的成年礼,台湾有很多人开始过了。暮春三月的那个修禊礼也开始大家渐渐有认识了。所以到最后还是要从根做起,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之后,那些礼乐会重新回来。
主持人:过洋节日不怕,别把自己的文化过没了。
问:龙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文章,也非常喜欢您今天演讲的题目。那么我知道您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可以套上今天的话说,也是个全球化的孩子。那么我想知道,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是怎样对你的孩子进行教育的?最想知道就是关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知道您的孩子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谢谢。
龙应台:对。这两个孩子还真是蛮全球化的。他们在德国生长,所以我从来不让中国文化的东西变成一种压力,我从来不要求他说中国文化是多么重要,多么了不起,你不要数典忘祖,我从来不说这话。他既然是生在德国,长在德国,我第一个原则就让他们认同德国,而且做个快乐的德语的文化人。或者在德语的文化里头,让他如鱼得水在那儿长大。中文对他们而言,我为他们做的是,为他们开一扇窗。所以我两个孩子中文讲得非常好。我跟他们从生下来落地开始就是讲汉语,而且不夹杂英文或者是德语,所以他们中文讲得相当好。可是我没有机会教他们认字,所以他们是文盲。所以我开的窗的意思是说,从小除了跟他们讲丹麦的童话之外,德国的童话之外,我也跟他们讲《三国演义》、也跟他们讲《水浒传》。当然《水浒传》讲到武松怎样去砸人家的店的那一段以后,我就觉得不讲了。也跟他们讲了《西游记》全本,全部讲完,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东西懂得蛮多的。那是那一扇窗,等到有一天他们自己有兴趣,想要把头伸到这扇窗的外面来,进入中国文化的世界的话,那是他的选择,他愿意的话,他就做,他不愿意的话,我绝对不勉强。
问:龙老师你好,我听了您内容非常深刻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演讲。非常感谢您,向您致敬。在听您演讲的时候,我似乎回忆起曾经看过您一篇文章,题目是《烧死一只大螃蟹》。好像是有这篇文章,是您在淡水的海边,看到四个青年在那儿,用火烧一只活活的螃蟹,您非常气愤,但是您只说出了百分之一的气愤。这件事情如果要发生在大陆,那几个年轻人会这样回答你,有一位名人曾经讲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我们正在学做勇敢的人。您将会怎样回答他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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