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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EN-US>IBM</span>公司总部研究所的主任离任了，回到自家的车库里办起了一个小小的新时代算命咨询服务公司，然后还说服了全录（<span
lang=EN-US>Xerox</span>）、通用汽车公司（<span lang=EN-US>Chase Manhattan</span>）和大通银行（<span
lang=EN-US>GM</span>）的董事长也加入了。<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更不同寻常的是，这幅图景的创建人——乔治·考温，罗沙拉莫斯研究所前主任——是一个与新时代截然相反的人物。六十七岁的考温是一个说话温和、即将退休的人。他穿着高尔夫运动上衣，敞着毛衣，把自己弄得有点像特丽莎修女。他并不因为有领袖魅力而名声在外。在任何一个群体中，他总是站在一旁倾听的人。他当然也并没有因为雄辩的口才而闻名遐迩。任何人只要问他为什么要创建桑塔费研究所，总是会听到他的一番既精确又高度理性的关于二十一世纪的科学现状和抓住科学机会的必要性的谈论——就像是一篇完全可以在《科学》（<span
lang=EN-US>Science</span>）杂志上发表的严肃的专家评论。其实听者会慢慢认识到，考温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确实是一个热情而志向不移的人。他完全不把桑塔费看作是一桩怪事。他认为桑塔费所要达到的目的远比他本人、比罗沙拉莫斯、或任何其他导致桑塔费创立的偶然因素要重要得多。就此而言，也远比桑塔费研究所本身要重要得多。他常说，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成功，二十年以后还有其他人会沿着这一思路从头做起。对考温来说，桑塔费是一个使命，是一个为整个科学界获得拯救和新生的契机。<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曾经有一段时间，当然在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久远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科学家是完全有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投身于核武器的研制的。乔治·考温从来没有为此而后悔过。“我这一辈子有过其它的考虑，”他说，“但为道德而后悔？从没有过。如果没有核武器，我们也许会因为生化武器而离毁灭更近。我怀疑，如果四十年代的许多事件不发生的话，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否会更好。”<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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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font-size:12.0pt'>他说，确实，在四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对核武器的研制几乎是出于道义的必要性。在二次大战期间，考温和他的科学家同事们是在和纳粹拼命竞争。当时纳粹仍然拥有一些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在炸弹设计上领先于美国——虽然这个假设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当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有所突破，希特勒就会研制出原子弹。那就完了。”考温说。<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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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font-size:12.0pt'>实际上，他在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出台以前就整个儿地卷入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span lang=EN-US>1941</span>年秋天，他才二十一岁，还在家乡麻省武斯特（<span
lang=EN-US>Worcester</span>）理工学院化学系上大学一年级时，就参与了普林斯顿回旋加速器研制计划。当时那儿的物理学家们正在研究新发现的核子分裂过程、及其对一种叫铀－<span
lang=EN-US>235</span>的同位素的影响。考温原来打算在那儿能修一些物理学课程。但<span lang=EN-US>1941</span>年<span
lang=EN-US>12</span>月<span lang=EN-US>7</span>日，试验室突然改为一周七天工作制，他的这一打算就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他说，当时美国确实非常担心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物理学家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否可能。“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决定铀究竟能不能产生连锁反应至关重要。”结果答案是肯定的。联邦政府突然发现非常需要考温先生效力。“化学与核物理学知识相互渗透的特殊学术背景，使我在核炸弹计划中的许多方面变成了一个被迫切需要的专家。”<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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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font-size:12.0pt'>从<span lang=EN-US>1942</span>年到战争结束，考温一直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学实验室工作。当时意大利物理学家尹利柯·弗米（<span
lang=EN-US>EnricoFermi</span>）正在那个实验室负责建立第一个核反应堆的研究——核反应堆就是一堆能够证实可控的连锁反应的铀和石墨块。作为这个工作小组中资历最浅的成员，考温变得有点像个打杂的工人，从铸造铀金属、切削能够控制反应堆的反应速度的石墨块到任何其它事，凡需要他做的他都做。项目主管们因此就把他派往田纳西的橡树岭这类的地方。在橡树岭匆忙修建的核基地，他帮助工程师们准确地测算出他们究竟生产了多少钚元素。“那时我是个单身汉，所以他们把我派往全国各地。只要一发生瓶颈问题，我总是被列入有可能派去解决问题的人的名单中。”确实，考温是被筛选来的极少数被允许在核武器研究计划中的不同部门穿梭往来的人之一。出于保密的需要，核武器研制各部门之间是严格封锁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信任我，我喝酒喝得和别人一样多。”考温笑道。他至今仍然保留着那段时间的一个纪念品：一封从芝加哥人事部寄往伍斯特地方征兵处的信。这封信证明考温先生具有对赢得战争的胜利不可或缺的特殊技术，已经被总统亲自批准缓役。是否请他们不再将他征召入伍？<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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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font-size:12.0pt'>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科学家与希特勒的殊死搏斗变成了与苏联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考温说，那是一段险恶的岁月。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柏林墙的树立、继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这一切使冷战者上去已经非常接近引发全面热战。据说苏联人正在研制自己的核武器。看起来，要想维持不甚稳定的美苏权力均衡，同时也是保卫民主和人类自由，唯一的道路只有继续改进美国人自己的核武器。这种紧迫感使考温在<span
lang=EN-US>1949</span>年<span lang=EN-US>7</span>月又回到了罗沙拉莫斯。在这之前，他已经花了三年时间在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拿到了物理化学的博士学位。这不是一个无意识的选择。事实上，考温是在深思熟虑、并拷问自己的灵魂之后才做出了这一选择的。但这个选择几乎马上就被强化了。<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温回忆说，在他到达罗沙拉莫斯的一、两周之后，放射化学研究室主任来访。他用一种秘而不宣。又转弯抹角的口气问他，他的新实验室是否完全没有辐射污染。当考温给予了他肯定的回答后，考温和他实验室的设备马上就被征派去做一项极为紧急的、最高机密的分析工作。空气标本那天夜里就被送了过来。考温没有被告知这些空气标本是从哪里采集来的。但他能猜到，这是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某处采集来的。当他和他的同事发现其中含有泄露机密的放射性微尘后，事情的真相就被揭示得无可回避了：苏联人已经试爆了他们自己的核炸弹。<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所以在这之后他们把我放到了华盛顿的这个小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秘密小组被称为贝瑟小组（<span
lang=EN-US>Bethe Panel</span>）。第一任主持人是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汉斯·贝瑟（<span lang=EN-US>Hans
Bethe</span>）。实际上，它是由一群被召集来追踪苏联核武器发展的核专家组成的。考温当时三十岁。美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起初认为，被化学家侦测到的放射性微尘不可能意味侦测结果所明确表明的意思。这些官员认为，斯大林还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研制出苏联人自己的原子弹来，一定是苏联人的一个核反应堆爆炸了。“然而放射化学的好处是，它可以准确地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考温说。核反应堆的放射性同位素的扩散与核弹爆炸的扩散是非常不同的。“我们费了许多口舌才使他们相信这一点。”那些年长的、较为明智的白宫领导人终于被迫接受了铁的事实。苏联的核炸弹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为“约－<span
lang=EN-US>1</span>号”。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就此拉开了帷幕。<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温说，事情就是这样。不，他并不想对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说抱歉。但反省那些年他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在他看来，科学界集体放弃了对自己所做的事应该负有的责任。<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科学家当然不是从头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责任。<span lang=EN-US>1945</span>年，一些参与了芝加哥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发起了一场请愿，要求政府在无人居住的岛屿上试爆原子弹，不要往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后来，在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原子弹，致使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许多参与核武器研制计划的科学家开始形成了各种政治运动组织，游说政府对核武器的使用采取尽可能严格的控制——民间控制，而不是军事控制。那些年出现了《原子科学家期刊》（<span
lang=EN-US>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span>），这是一份专门刊登关于原子武器这种新形式的战争力量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的讨论的杂志。还出现了考温也参加的原子科学家联盟（<span
lang=EN-US>The 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span>），现在改称为美国科学家联盟（<span
lang=EN-US>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Scientists</span>）这样的政治运动组织。“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去华盛顿陈述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很认真的对待。”考温说。“在四十年代，当原子弹出现以后，物理学家被当成了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与麦克马洪议案（<span
lang=EN-US>McMahon bill</span>）的起草，与由此而创立的原子能源委员会（<span lang=EN-US>the Atomic
EnergyCommission</span>）、以及将原子能源置于民间控制之下的思想有很大关系。”<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得到科学家应有的支持。”考温说。<span lang=EN-US>1946</span>年<span
lang=EN-US>7</span>月，在麦克马洪议案被通过之后，科学家的这些活动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他说，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文化与政治的文化不是很兼容。“去华盛顿提意见的科学家离开那儿的时候几乎都嚷受不了。”他说。“政治对他们是完全陌生的。科学家希望政策的制定要以逻辑和科学实验的事实为依据，但那也许只是虚幻之想。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科学研究人员很乐意地返回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了，把战争留给了将军们来对付，把政治留给了政治家来处理。”考温说，在这样做的同时，科学家们失去了一个施加自己的影响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他们也许再也不会有了。<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温并没有为自己返回实验室的做法开脱，尽管实际上他比大多数人都更多地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比如<span
lang=EN-US>1954</span>年，在麦卡锡（<span lang=EN-US>McCarthy</span>）的反共政治迫害闹得最猖撅的时候，他成为罗沙拉莫斯科学家协会的主席，并与原子能源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频繁见面。当时麦卡锡这位来自威斯康星的议员正在尽力让每一个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分子。考温和他的同事们则抗议以反共为名的政治迫害，呼吁更大的信息自由，减少实验室的信息保密。他们还尽力为曼哈顿计划的前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span
lang=EN-US>J</span>．<span lang=EN-US>Robert Oppenheimer</span>）辩护——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罗伯特·奥本海默甚至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理由是，他也许和曾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共产党会议的一些人有牵连。<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随着考温在贝瑟小组的工作（他在那儿工作了差不多三十年），他开始认识到，华盛顿是怎样的一个头脑简单的地方，头脑简单到让人心烦。他说，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日子里，美国从战前的孤立主义政策中脱颖而出，清醒地认识到军事力量之至关重要。但在接受这一教训之后，所有的官员除了发展军事力量之外就不再顾及其他事情了。他们的观点是，你必须抓住关键。“可我当时却觉得权力就像一个交响乐团，而我们有太多的人却只会拉大提琴。”<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事实上，考温当时很沮丧地意识到，苏联人远比华盛顿懂得权力的复杂和声。“苏联人好像非常重视权力的知识感召力、以及权力在情感和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内容。当时我认为他们很重视权力的科学性。事实证明，我们以为他们只有十英尺高，但其实他们并不止十英尺高。当然我是从俄国人的视角和我们的视角的比较来看问题的。他们玩权力就好像是在下一盘大棋，下出多着棋，而我们玩权力好像是在做某种只有单一衡量标准的游戏。”<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温说，有一度他甚至怀疑，这是科学家没有能尽到自己的责任的另一个领域。“虽然那时我的意识不如现在这样清晰，但我感到，科学家应该能够用更加全面的眼光来看待战后世界的本质。”但事实却是，他们没做到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他自己也没能够这样做，因为那还不是时候。自<span
lang=EN-US>1949</span>年<span lang=EN-US>8</span>月苏联人爆炸了“约－<span lang=EN-US>1</span>号”原子弹后，罗沙拉莫斯开足马力投入了研制威力更大的热核武器：氢弹。尔后，在<span
lang=EN-US>1952</span>年秋天，当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后，罗沙拉莫斯的实验室继续全速前进，研制更小、更轻、更可靠、更易于操作的氢弹。考温说，在朝鲜战争和与苏联在欧洲持续对抗的背景下，“大家都觉得，核武器在权力竞争中起着使天平倾倒向哪一边的作用。核武器的研制因此变成了一项极端重要的使命。”<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最重要的是，考温在罗沙拉莫斯越来越多地承担了管理上的责任。工作的繁重，使他没有太多时间从事科学工作。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从事科学实验的时间减少到只能利用周末。“所以我在科学工作上没有太大的成就。”他不无感伤地说。<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但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span lang=EN-US>1982</span>年，当考温从罗沙拉莫斯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并接受了白宫科学顾问委员会（<span
lang=EN-US>the White House Science Council</span>）顾问一职以后，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就完全占领了他的脑海，他甚至预见到科学家获得第二次机会的可能。<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如果没有别的例子可以说明的话，那么，考温参加的白宫科学顾问委员的会议让考温生动地回忆起为什么<span
lang=EN-US>1949</span>年那些研究人员们会如此渴望逃回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他和他的同僚们正襟危坐于会议室：一群威严的科学家围坐在华盛顿新行政办公大楼的会议桌前，由总统科学顾问乔治（杰伊）·凯华兹［<span
lang=EN-US>George</span>（<span lang=EN-US>Jay</span>）<span lang=EN-US>Keyworth
II</span>」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征求各位的评述。乔治是前一年被提升到总统科学顾问这个位置上的。在这之前，他是罗沙拉莫斯的年轻的部门主持人，在考温手下工作。考温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对所提出的问题无从评述。<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温说：“那时对艾滋病的议论还不多，但大家已经感觉到一种突然而至的警觉。艾滋病是每次会议的一个议题。便坦白地说，对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困惑。”艾滋病是关于公众健康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于道德的问题？它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当时对此的解释还不是很明确。<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另一个议题是关于有人操纵的太空飞行与无人操纵的太空探险的争论。他们听说议会不打算投票通过无人操纵太空探险的方案。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这与其说是个科学问题，还不如说更是个政治问题。”<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然后就是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战略防务提案。这是一个用基于太空的盾，来保护美国免受大规模核导弹袭击的设想。但这在技术上可行吗？实施起来会不会导致美国经济走向崩溃呢？即使星球大战计划能够被实施，但这样做明智吗？这样做难道不会动摇权力均衡的现状，而导致世界进入新的一轮毁灭性的军备竞赛？<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还有核电的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在核反应堆熔化的危险和处理核垃圾的困难，与确凿无疑是由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温室效应之间，你又该如何平衡呢？<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诸如此类的问题没完没了。考温发现这段时间的经历令人非常沮丧。他说：“这些在科学、政策、经济、环境，甚至宗教和道德方面有着相互关联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具挑战意味的教训。”<span
style='color:red'>然而他发现自己无能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来。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其他学者型顾问好像也提不出太好的意见来。他们又怎么能提得出来呢？这些问题只有具有很广泛知识的专家才能回答。</span>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作为科学家和行政官员，都是以毕生精力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的人。科学工作需要合作，这是科学的文化，这一文化要求他们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u><span
style='font-size:12.0pt;color:red'>考温说：“通往诺贝尔奖的辉煌殿堂通常是由还原论的思维取道的。”也就是把世界分解得尽可能小、尽可能简单。你为一系列或多或少理想化了的问题寻找解题的方案，但却因此背离了真实世界，把问题限制到你能发现解决办法的地步。</span></u><span
style='font-size:12.0pt'>“这就造成了科学上越来越多的碎裂片。而真实的世界却要求我们——虽然我讨厌这个词——用更加整体的眼光去看问题。<u><span
style='color:red'>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其它事情，你必须了解事情的整个关联网。”<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u></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更令他沮丧的是，他感觉到，到了年轻一代科学家那里，事情变得越发糟糕了。就往来于罗沙拉莫斯的年轻科学家来说，他们既聪明绝顶又生机勃勃，但他们在延续科学的文化，这种文化一直在强行把科学智慧分割成越来越多的互不相干的碎片。<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从科研机构来看（与政治正好相对立），大学保守得令人无法相信。年轻的博士们不敢打破传统。他们不得不把他们最好的时光耗费在拼命追求在系里谋到一个终身教职。这意味着，他们最好从事那些会得到终身教授委员会认可的研究。否则，他们将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与生化系的学者们干得很努力，但你怎么表明你是物理学这儿的学术带头人呢？”而<span
style='color:red'>年岁大一些的研究人员不得不一睁开眼睛就拼命去争取研究经费。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归整到让基金会可以认同的范畴。</span>否则，他们就会听到这样的话：“乔，你的主意非常好，但糟糕的是，你的研究计划不属于我们这个部门管。”<span
style='color:red'>每个人都必须争取使自己的论文被权威的学术刊物接受和发表，而这些权威的学术刊物几乎只登载属于被认可的领域的论文。</span><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温说，就这样几年折腾下来，强制性的狭隘视野变成了一种不再被人们所意识的本能。他的经验告诉他，罗沙拉莫斯的研究人员越是沉湎于学术世界，就越是难以让他们参与团队工作。“我已经与这种状况抗争了三十年了。”他叹道。<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然而，当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感到，最令人沮丧的是这种碎裂的过程对科学整体的侵害。传统学科已经顽固和相互孤立得好像要自己窒息自己。你视野所及，到处都有太多的科学良机，但太多的科学工作者似乎对这些漠然无视。<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温想，如果需要例子的话，只需要看看现在正敞开着的机会——晤，他现在还真无法给这件事想出一个好的名称来。但如果他在罗沙拉莫斯的所见所闻有任何启示的话，那么，有某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在过去的十年中，他越来越感到，传统的还原论的思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甚至就连一些核心物理学家也开始对忽视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数学式的抽象感到厌烦。他们好像正在有意无意地探索某种新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以他们过去这些年，甚至这几个世纪都从未有过的方式跨越传统的界线。<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灵感似乎是来自于分子生物学。这是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一个武器实验室会感兴趣的领域。但考温说，物理学家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卷入了分子生物学。<u><span
style='color:red'>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许多开拓者其实刚开始都是物理学家。他们转入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很大的驱动力来自于一本薄薄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生命是什么？》（<span
lang=EN-US>What Is Life</span>）。该书出版于<span lang=EN-US>1944</span>年，在这本集子中，奥地利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发明人之一欧文·薛定谔（<span
lang=EN-US>Erwin Schrodinger</span>）对生命的物理和化学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意味的思索。</span></u>（薛定谔逃出希特勒的魔掌以后，二次大战期间一直安全地隐藏在都柏林。）深受这本书的影响的人之一是弗朗克斯·克拉克（<span
lang=EN-US>Francis Crick</span>）。他在<span lang=EN-US>1953</span>年与詹姆斯·华生（<span
lang=EN-US>James Watson</span>）一起，利用从<span lang=EN-US>X</span>光结晶中提取出来的数据推演出<span
lang=EN-US>DNA</span>分子结构。<span lang=EN-US>X</span>光结晶是早在几十年前物理学家发展出来的一种亚微观的想象技术。事实上，克拉克起初是学实验物理学出身的。五十年代初，匈牙利理论物理学家、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的最初提出者之一乔治·加莫（<span
lang=EN-US>George Gamow</span>）也开始被基因密码结构所深深吸引了，他鼓动了更多的物理学家投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考温说：“我听到的第一堂关于生物化学的真正有见解的课就是加莫上的。”<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他说，从此分子生物学一直深深吸引着他。⌨️ 快捷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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