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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也力争在高科技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向发展中
国家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轻加工组装业已基本结束，新一轮产业转移将集中在比较复
杂的成熟技术制造业，以及高科技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和非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
规模空前的企业跨国并购和资产重组浪潮，促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重新
配置，从而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中，世界各国能否争
取到有利的位置，确立自己新的相对竞争优势，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对发展中国家
而言，甚至是挑战大于机遇。
　　中国必须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尚未完成之时就主动参与
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必须在传统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基础上去努力攀登知识经济的新
高峰，必须加快自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争取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这
是国际经济环境对2l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新的发展机遇也就包含在挑战
之中。
　　三、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阶段性转换
　　2l世纪初期，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能否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体制模式而最终确立，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
基本实现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l世纪初期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期阶段性转换的主要特征和困难是：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对“体制内”的核心部分和主要环节实施大
力度的改革攻坚，以求取得实质性的重大突破，由此势必要跨越一个高难度、高风险区
段。其困难和风险在于：要真正破解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有效实现形式
这一人类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里找不到现成答案，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
完全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探索、创新，把握不好就可能久攻不破或者走人歧途。推进
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不可能再像前20年那样基本上由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来承担，只能由
各级政府、企业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担，并要对前20年改革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再来一
次全面的大调整，因而能否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和协调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
着改革攻坚的快慢成败。
　　（二）经济运行由前一时期在明显起伏波动中高速增长而转为相对平稳适度快速增
长，对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更高也更紧迫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运行虽然仍未摆脱周期性波动，但波动幅度呈现出缩小的趋势。如以五年计划期分段
，GDP增长速度最高年份与最低年份的差距，“六五”为10个百分点，“七五”为7.5个
百分点，“八五”为4.3个百分点，“九五”（设7％为底线）为2.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
的是，中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后，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平稳回落，大致每
年回落1个百分点左右，“九五”时期并未像以往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那样出现经济增长速
度的回升。尽管近两年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扩张的力度不小，但社会投资和
居民消费未见跟进，有些经济学家预测和期待的“拐点”至今没有出现。考虑到中国经
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已在悄然变化，很可能这一轮经济运行周期的“拐点”不会表现为
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回升，而是表现为不需要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措施，经济自身就
能稳定地保持7％左右的年增长速度，并有可能成为21世纪初期的常态。过去许多工作和
各方面的平衡关系都是建立在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基础上的，今后能否明显提高经
济运行质量，在7％左右的速度上创造出比10％的速度更好的效益和较多的就业岗位，将
是2l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三）居民消费在20世纪末总体上进入低水平的小康之后，进一步向比较宽裕的小
康转型升级是2l世纪初期的必然要求。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
终需求，投资需求乃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但目前受多种因素制约，居民消费增长放慢，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扩大内需就必须以增加投资需求为主导。而
增加投资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促进和满足消费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如果失去最终消费
的支持，依靠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难以持久的。因此，顺利实现居民消费向比
较宽裕的小康转型升级，既是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又是实现经济持续
适度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消费进一步转型升级，一方面要求居民收入上升到更高的水
平，另一方面要求供给结构优化升级。在解决温饱和迈向低水平小康阶段，城乡居民收
入增长较快，主要得益于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补还改革前
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形成的欠账和解决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和经济高速增长
（包括乡镇企业的超常增长），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今后，居民收入增长的快慢将主要
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的程度。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既是为消费转型
升级提供供给支持，又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从而增加居民收入的源泉。
　　（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成为贯穿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全过程的重头
戏。这种战略性调整，其广度、深度和难度都大大超过以往历次的结构调整，所需要的
时间也更长。过去在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条件下，结构调整只需要做“加法”，上产品
、上项目是实行“资源指向、短线定位”。现在是在需求约束、买方市场条件下，首先
要做“减法”，坚决淘汰那些过剩的落后生产能力，还要做“乘法”，培植带动结构优
化升级的新增长点，上产品、上项目必须是“市场导向、竞争定位”。过去基本上是调
整增量结构，主要是调整投资结构；现在既要调整增量结构，更主要是调整存量结构，
对存量资产实施大规模的优化重组。过去主要是调整基本经济比例关系，如农轻重比例
、能源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等；现在则要对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
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进行全面性系统性的大调整，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
过去是在封闭半封闭或开放程度较低的环境下进行结构调整，可以不考虑或较少考虑国
际竞争问题；现在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结构调整，必须着力
于增强国际竞争力。总而言之，过去历次结构调整的难点主要在能否突破资源瓶颈和资
金瓶颈，21世纪初期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难点则主要在能否突破体制瓶颈和科技瓶颈。
　　此外，中国经济长时间粗放式的持续快速增长，虽然使经济总量上升到了世界第7位
，不少传统工农业产品产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这是以大量低效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
生态为代价的。同时，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国民平均预期寿
命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21世纪初中国就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并将出现大量一对夫妇养两对老人、一个孩子的家庭。这就使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甚
至后工业化时期才去集中力量解决的资源、环境、生态、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中国在尚
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时和工业化中期就已无可回避了。
　　2l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针对上述的阶段性转换特点和难点，采取适当的
战略和策略，力求充分有效地利用这种转换所形成的发展机遇和增长空间，最大限度地
减少转换成本和化解风险。
　　四、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
　　根据2l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基于上述对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
改革、发展阶段性转换的分析，我认为，对2l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选择可
以表述为：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主线，把立
足于扩大国内需求与加快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把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与提高国
际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结合起来，以实现经济持续适度快速增长、扩大就业和人
民生活比较宽裕的小康，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简
言之，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创新，两个结合，四个主要目标”。
　　（一）关于“一个中心”
　　经济增长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个要求早就提出来了，但实际效果一直不
理想。现在讲的“一个中心”与以往提法的差别在于，它强调的是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
量和效益置于经济发展基本战略的中心位置，各个方面的战略举措都要围绕它来展开。
这是因为，买方市场的形成，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生态问题的严峻化，使得所谓“速度
效益型”粗放式的高速增长已难以为继，只有提高质量和效益才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速度；改革攻坚和结构调整必须支付的成本，消费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收入增长，应对资
源、环境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都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更高、也更为紧迫
的要求；过去还可以靠高速度来实现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效
益，而在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有所放慢的条件下，必须明显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才能
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可以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已成
为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和缓解就业、资源、环境压力的必要条件。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微观层次讲，包括提高产品、服务和建设工程质量
，提高企业产销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工程造价，降低物质消耗和资金占用水平，提
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工程财务效益，减少和防止对环境、生态的破坏，等等。从宏观
层次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减少无效增长，注重有效增长，降低存货增加
在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防止盲目生产和盲目重复建设。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中
相当大一部分是减少了无效增长，1998年存货增加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11.6
％降为4.7％，绝对值少增加1897亿元，相当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当年GDP的2.3％。这是一
种好现象。但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比，中国的存货比重仍然偏大，今后还需进一步缩小
，尤其要注意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回升时存货比重也一起回升。近几年在市场约束强化和
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下，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有所抑制，但要注意防止在结构调整中形成
新的“高水平的盲目重复建设”，否则其后果将更严重。二是提高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
效益，具体表现为提高最终产品率和资本产出率（投资系数的倒数）。目前中国的最终
产品率不到38％，以高达35％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才维持了7－8％的经济增长速度。
21世纪初期必须使这种高投入低产出增长格局有较大的改观，才能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
、环境的矛盾，才能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增强国际竞争力，才能顺利地实现居民消
费进一步转型升级。三是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避免出现较大的、频繁的波动。2l世
纪初期，仍需继续下功夫扼制通货紧缩，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几年后出现通货膨胀反弹。
尤其要特别警惕财政债务不得不靠发票子来偿还，新的经济增长点迟迟不能形成，以至
“滞胀”并存的局面出现。四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据有关专家算测，1978－199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2.9％，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度为29.3％；资本投入年均增长9.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58.5％。前者的
贡献度只有后者的一半，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靠体制变革，真正的科技进步
贡献度是相当低的。21世纪初期处在改革攻坚最关键，也是最艰苦的阶段，必须更多地
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这应当成为提高经
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主要源泉。五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靠优化结构上质量、出
效益。这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国
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密切结合起来，以实现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
　　（二）关于“两个创新”
　　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按照西方经济学规范的用语，应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之
所以提为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因为在中国一讲“制度”就容易被理解为是指社会基
本制度，在知识经济兴起的时代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已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技术环节。
中国经济当前和2l世纪初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根源在于存在两个瓶颈，即体制瓶颈
和科技瓶颈，“两个创新”就是要突破这两个瓶颈。抓住了“两个创新”就是抓住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