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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还有一件与测算长度有关的稀奇事，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 在中国
，欧几里得的假定“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已不起作用了，需要插入一个否
定词加以修改。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有一段路根据里程
碑所示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 里。真是太奇怪了，无论你走几趟，
也无论多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这样。”★
  
    ★在写这段之前，我们已经在巴伯先生的《中国西部之行》一书中看到过类似
的事例：“比如，我们说两地间的距离是根据两地一来一往的人们所估算的而定；
这样，各人给出的数字当然不会相同，从A到B的人都说是1里，而从B到A的人却都
说是3里。当地一位有知识的人解释说：运费是按里计算的；显然，上山时，苦力应
得到更高的报酬；若是按照路的坡度来计付报酬那是很麻烦的，为了方便起见，就
把难走或陡峭的路说得更长一些。原来如此。眼下，这些约定俗成的里程数就是旅
行者一直想弄明白的。“但是”，我反驳说，“按照这种说法，雨天也肯定要加长
里程数。晚上的里程数肯定要比白天的更长”。“很对，是要多付一些钱才行。”
这种做法对当地人来说可能是方便的，但旅行者却会不断遇到麻烦。像这样估算路
程的事还有：平地上，1法定哩被说成2里；不是很陡峭的一般山路，1哩说成5里；
很陡峭的山路，1哩说成15里。一位云南的山里人，他老是少算了平地上的路程，但
在他所住的山里就没这样。以后的旅行者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是很陡峭的山
路，他肯定都会把5里说成是1里。”
  
    在利特尔先生的《长江三峡之行》一书中，他说，有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时说
成是90里，面逆流而上时却说是120里。他估计是3.62里相当于1法定哩，或者说，
250里相当于1纬度。★
  
    与此类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不能成立，尤其是在
河道航行中，你通过打听知道到前方的某一地点有“40里”，然后，通过更细致的
分析，你才知道这个“40”原来是两个“18”；“4个9是40，不对吗？”这种说法
会让你哑口无言。照此说法，“3个18”就是“60”。我们曾听说过一件事，一位政
府通信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路程，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个“6O里”是
“大”里。由于他的申辩合理，他的上司下令测量这段路程，结果发现实际上是“
83里”，从那以后，就一直按此计算。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乡村，离城里从1里到6里不等，但每个村子都可以
叫“三里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据估算只有1里的路程，如果道路两旁有房子，
就会被说成是5里，而且每个村民都会认真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街确实是那么长。
  
    在这些情况下，各人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标准，大可不必为此大惊小怪。
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个客户的偏好在秤杆上镶上秤星。每个买卖人至少有
两种秤，一种是用于买的，另一种是用于卖的。他们不买现成的秤，除非是杆旧秤
，因为情况在变，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买卖人的需要而定。
  
    说人的年龄大小也是如此，其中尤其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凭着一个人
出生年的动物属相，就能轻易地推测出这个人的年龄，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说
一位老人有。“七、八十岁”，其实是去年才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过七
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得准确，就必须减去这个“常数”。即使一
位中国人说出他的准确年龄，所给出的也只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年龄。用“十”为单
位计算岁数的习惯根深蒂固，并且搞得很模糊。一些人是“一、二十岁”，“没几
十岁”，或许“好几十岁”；在中国，严格准确他说出年龄是非常少见的事。这种
模糊还延伸至“百”，“千”和“万”，“万”是中国人计算的实际限度。对于比
这些笼统说法更加准确的表达，中国人并不感兴趣。
  
    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二百串钱”看一场戏，后来又补充了一句
：“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与二百串是一样的，不是吗？”
  
    一位绅士及其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后要回国时，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
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父亲都已去世，他们夫妇俩各
自的老母亲恰好同岁。两个条幅上的题字分别是“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
且每个条幅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其中一个条幅上的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
的富贵”，另一个条幅则赞美贵夫人享有“六十年的荣华”。夫妇俩在对这两幅卷
轴大加赞赏之余，其中一位战战兢兢地问道，为什么明明知道两位母亲是同岁，却
还要说一个是七十，另一个只有六十呢？得到的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回答：如果每幅
卷轴上都是写“七十年”，那会显得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
  
    中国人讲究社会连带关系，这对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是致命的，一位打官司要求
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一个村里，但从他的口述中可以明显知道，他的住
所是在城郊。经过查问，他承认眼下是不住在那个村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才发现
，他十九代之前就已搬出该村了。问他：“你难道不认为你自己现在是城市居民吗
？”他简单地回答说：“不，我们现在的确住在城里，但我的老家是在那个村甲！”
  
    还有一个人曾经要求笔者去看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庙，他骄做他说：“那座庙是
我建的。”经过进一步调查才发现，那座庙建于明朝的某个时期，至今已有三百多
年，当时，那个“我”只存在于可能语气之中。
  
    学习中文的人，最初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找一个满意的词语表示自己的身份，
以区别于他人。中国人的整个思维都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
西方人为什么会有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的癖好。中国人并不确切知道他的村子里
有多少人家，他也确实不想知道。他始终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这个数字的人到底为
了什么。只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而没有准确的数字，过去
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不仅表现在数字的运用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
。在中国，要弄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并非易事。有时，所用的错别字比正确的字
还要复杂，说明写错别字不是为了贪图简便，而是由于人们日常不重视精确性。文
字书写的不准确更大量的是表现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经常用同音字代替，出现这种
错误，或者是由于不认识这些字，或者是因为马马虎虎。
  
    漠视精视在书信的称呼上更是表现得一清二楚。中国人家信的称呼是用醒目的
字体写的，“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 ，
一般不写出“大人”的姓名。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
们对自己的名字却满不在乎。像这样的民族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发现，他
们的名字一会儿写成这样，一会儿又写成那样；我们看到名字，但并不知是谁，还
要问一下。最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
“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名字。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常常把一个中
国人误认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并
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恰当”。如果一个名字有了别名，它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
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时交谈中可用别名；甚至也可以把别名当做形容词，与原
名一起组成一个复合名。
  
    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化学分子式那样绝对需要精确的教育，这是令人遗憾的。中
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许会因为把“没几十个微粒”的某物与有“好几十个微粒”的
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许多数字，造成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完全能够像
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确－一甚至更加精确，因为他们有无限的耐
心--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目前还不重视精确，他们还不知道精确是什么。
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两条推论：其一，在我们考查中国历史档案
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这一特性。我们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
容易使我们自己受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精确。其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
“统计数字”以抬高其权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部
分之和，然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却相反。当我们审查完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
”后，就立刻会像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拿着一部很现实的“不确定大法”对美国最
高法院说：这里有“对案件的最终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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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
                         第七章 易于误解 
                         
    当外国人学了不少汉语并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很有
天赋。令你惊讶并感到痛苦的是，你所说的，别人听不懂。于是，你以更加的勤奋
重新学习；几年后，你能够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是与一个
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人交谈，你就会像最初说汉语时那
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对方明显是听不懂，而且明显是不想听懂。他根本就没注意你
在说什么，也不跟着谈话的思路，而只会打断你的话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
”他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就像期待哑巴开口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谁
说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可是
，你应当承认你的无能。不要为难我们，因为你说的，我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况
下，始终保持一种平静是不可能的，你自然要发火，说：“我此刻所说的，你懂吗
？”“不”，他回答说，“我没听懂你所说的。”
    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所讲的汉语，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即便他们听清楚你
所说的语词，但由于没有注意到某些细节，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没被搞懂，至少没有
全部搞懂。比如，“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必须放在表达“在这种条件下”、“
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大堆短语之中。而中国人事实上并不用这
类短语，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与外国人大不相同。中国人也不用时态，不在乎时
态，而外国人就一定要注意时态。
    在中国，所要注意的问题中，最需要防止发生的问题是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
当外国人要为所购买的商品付钱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将
来完成时态就像“军事急需品”。“你将来干完活之后，你就会得到钱。”但是，
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或者说没有任何描述某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态。中国
人只是简单他说：“干活，挣钱。”在他的心目中，后句是主要的，并且不受“时
间关系”的限制。因此，他给外国人干活时，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才能有饭
“吃”，似乎如果不是偶尔遇到这个工作，他就会连一点吃的都没有。我们必须反
复告诫的是，在中国做生意尤其要避免在钱上造成误会。谁收钱，什么时候收，收
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若是银锭，成色怎样，重量多少；若是铜钱，“一串”有
多少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太明白的。若是与营造商
、经销商和船东签订合同，对方该做哪些事，要履行哪些条款，一开始就必须作大
量准确的说明，否则就会一团糟。
    “自作自受”，这在中国是太常见了，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
夫受雇于外国人，本该按照雇主的要求，但有时却断然拒绝履行合同。在这种场合
，中国的车夫固执得就像他的一匹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之中随心所欲地洗泥土
澡；车夫用鞭子抽打着骡子，直至精疲力尽，仍无济于事；而骡子却视鞭子抽打如
苍蝇挠痒痒。看到这一情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