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7.html

《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幸亏中国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假如他们随身带着手枪，或像从前日本
的武士，佩着剑，真不知他们发起火来，会酿制多少惨剧。
    中国人一旦觉得自己受了莫大委屈，会马上气得暴跳如雷，失去控制，据说有
个人，请求一位有经验的老传教士为他施洗，遭到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就拿着
刀子，逼迫老传教士为他举行仪式。幸好大多数初做修士的人对这种凭暴力进入天
国的方式不感兴趣，可是这条原则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位乞讨的老
太婆，遭到了拒绝，会躺倒在你的马车前。要是被你的车轧了，她就要谢天谢地了
，因为现在她有理由要你永远赡养她，为她养老送终。笔者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
老泼妇，尽管邻居们乐于帮助她，可她总不满足，经常以自杀相威胁。有一次，她
终于跳进了池塘里，想淹死自己，却发现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怎么也不能一直
把头没在水里，结果恼羞成怒，对全村人破口大骂。不过，她第二次跳的时候，村
民们答应给她更大的帮助。
    中国人有冤无处诉时，常常私了。比如婆婆过分虐待儿媳妇，法律管不着，社
会习俗又认可，就要靠儿媳妇的娘家去讨公道。这时，若遭拒绝，肯定会发生一场
战斗。如果没遭拒绝，但施虐者逃之夭夭，娘家的人就把她屋子里一切能打碎的东
西，全部打碎，像镜子、水罐之类的。出完气之后，扬长而去。假如婆家人事先知
道了风声，就会先把那些东西搬到邻居家里。据中国的一家报纸说，北京曾发生过
这么一件事：一个小伙子和一个漂亮的姑娘订了婚，结婚时，却发现娶来的是个又
老又丑的姑娘，而且还是个秃子。失望的新郎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媒人一顿，大
骂那些骗于，并砸毁了新娘的所有嫁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
胆量，都会这样做。“怒气爆发，总会平息，这就要看“和事佬”的了——他们在
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非同小可。这些重要的人物都热衷于和平，即使事不关己
，也会主动出面，两边劝慰，促使双方互相谦让，协调一致。
    社会纠纷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解决时，或者说当事人怒气太盛，无法发泄时，就
要打官司了。在中国，打官司是件大事。极度的愤怒会使人失去控制，大吵大闹，
最终决定将冒犯者告官，以求“法办”，在西方，这是鲁莽的做法，在中国，完全
是发疯。中国有些格言，明确表明，宁死也不愿打官司。狗被别人打死，乃小事一
桩，我们会笑置之。可一位中国移民的狗被打死之后，却声明要告到法院。他的朋
友问他：“一条狗能值几个钱？”他说：“狗系（是）不及（值）钱，可那家伙太
狠了，他要赔我全价。”西方的法庭宁愿以高价拒绝受理，可在中国，它会导致两
败俱伤，并结下世仇。不过，双方通常都会找些说情的人。这种人无处不在，价值
也无可估量。他们的参与使成千上万的案子在审判前就了结了。我知道一个小村子，
住着上千户人家，已经几十年没人打过官司了，究其原因，原来是当地衙门中一位
有地位的人物一直在制约着他们。
 
     ＊据来自北京的报告，现在的皇帝并不喜欢为他选择的妻子。太后作出的选择
常常与皇帝的意愿相违背，令他很不满意据人们私下里说，宫庭中的婚礼情况与民
间相似，“上行下效”嘛。
    一个复杂如中国的社会机器一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
可中国社会却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中国的政治
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着大量的润滑液囊，在最需要时。最需要处，往往会
及时渗出一滴来，加以润滑。爱好和平的品质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分
子。他们热爱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不值得如此时仍惜守不渝。所有支那民族中
，中国人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方式符合他们的习惯。当然，其他文明，在很
多方面或大多数方面，都优于中国。不过，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如此之巨大压力
者，大概寥寥无几，其中，最为功不可没者，当数那些和事佬。
亦凡书库扫校(Yifan.com)
下一章　回目录


中国人的性格
                       第二十三章  株连守法
    中国人有个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负责”一词来概括，西方很少有一个词能像
这个词那样重要，那样具有丰富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
个人的集合体。而在中国，社会却是由家庭，村落或宗族等构成，这些通常又是一
致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居民都源于同一个祖宗，同姓一个姓，
共享一块热土。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变动，
比如明朝灭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在这样的村子里，堂兄弟几乎是最远的关
系了，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或者什么“爷爷”。有时，一个小小的村
子，竟会住着十一代人。他们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寿数越高，辈份越高。中国人
年龄很小就结婚，以后甚至到晚年还娶妻纳妾，一辈了不断地生孩子，结果就造成
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如果不特别询问或仔细注意名字中表明辈份的字，实在难
以分辨出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翁会叫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爷爷
”。所有的堂兄弟之间都可以互称“兄弟”，假如外国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坚持
要搞清楚，问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经常很有意味：他们是“自家的
堂兄弟”。笔者曾经这样问过，那人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嗯，当然，你可以称他
们为自家兄弟。”
    这些都是中国人社会团结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团结决定了中国富有责任心。
父亲要对儿子负责，不单在儿子“成年”之前，而且永远负责。儿子也永远对父亲
负责，俗话说：父债子还。兄长要对弟弟的一切负责，“家长”一一通常是长辈中
年龄最大的男人一一要对整个家庭或家族负责。不过，这些责任会随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
    风俗习惯不同无关紧要，个人是重要的。这一点，理论上很难论述清楚。在一
个显赫的大家庭里，尽管有很多知书达理的人，也有一些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或科
班出身的，但“族长”却可能是个头脑糊涂的老头，大字不识一个，甚至一辈子连
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都没去过。
    家庭中兄长对弟弟或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最直接，也最绝对。这与我们所
提倡的自由势如水火。弟弟就像个仆人，整天盼望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哥哥偏不许
他这样做。弟弟想买件棉衣，哥哥认为太贵，不给钱。笔者正在写这本书时，又接
到一个报告：一个中国人，手头上有些罕见的古币，有个外国人很想买。为防止钱
主不愿卖——在中国，一个人手里有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情况常常如此——中间
人就建议，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艺儿给钱主的叔叔，让他对钱主施加压力，最后迫
使钱主把古币卖掉。
    有这样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位从西方国家来的旅行者，途中遇到一个长着长长
白胡子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旅行者感到很意外，就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泣
。老人告诉他，自己刚被父亲用鞭子抽了一顿。“你的父亲在哪儿？”旅行者问他
，“那儿。”老人指着前面。旅行者便顺着老人指的方向往前走，又遇到了一个胡
子更长更白的老人，“那是你的儿子吗？”旅行者问，“是的。”“你用鞭子抽他
了？”“是的。”“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他对爷爷无礼。如果他再这样，
我还会再用鞭子抽他。”假如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换成中国，这可就不是一个滑稽故
事了。
    家庭成员应该彼此负责，邻里之间也应这样。不管他们是否有亲属关系，都不
该例外，因为住处相邻嘛。中国人认为善良与邪恶会传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理想的邻居。而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和思想的人，
对谁是他的邻居毫不在乎，在城里某个地方住上一年，他甚至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
名字。不过在中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倘若有人犯了罪，其邻居也逃不脱干系，
犯了类似英国法律说的“包庇罪”。因为他们知道罪犯的企图，却不向政府报告。
说“我不知道”，丝毫不起作用。你是他的邻居，就应该知道。
    对杀死父母案子的处理，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负责观念。在“孝悌为先”一章里
，我们提到过，这类罪犯一般是疯子。如不自杀，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凌迟之刑
。几年前，北京《邸报》上的一份奏折中，中部某省的总督报告，他在处理一件杀
死父母案时，命人推倒了罪犯邻居的房子，因为他们没有给罪犯良好的道德影响，
以令其改邪归正。一般的中国人可能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合情合理有时，某地方有
人犯了罪，除了对人进行惩罚外，还要拆毁一段城墙，或者修正一下城墙的样式，
比如，将方角改成圆角，把城门换个地方，甚至干脆封死。要是一个地方老发生犯
罪，据说该城就要被夷为平地，在别的地方另建新城，不过，这种事，我们还未遇
到过。
    村子里，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称地保，管一个或几个村子，职责也十分繁
杂，不过，总的来说，是充当沟通地方政府与百姓的媒介，地保经常会陷入麻烦中
。任何一种纠葛都会给他带来麻烦。假如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时甚至会
因为没有汇报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得血肉模糊。
    地位比地保再高的是县官。在百姓眼里，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在百姓面
前，他们是老虎；在上级面前，他们又是老鼠。一个县官至少要处理六大方面的事
务，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一
个官员要处理这么多事务，当然不能细致入微，明察秋毫。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
上说，这都是超负荷的，使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处理好。况且，很多县官只一门心
思想着如何捞油水，对任何公务都不感兴趣。因为公务繁多，彼此又不协调，即使
县官有良心，也难免犯不少错误。一些事情处理失当，他总是难逃其咎。大部分县
官要依靠师爷或随从来帮助处理日常事务，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县官总被想像为
对辖区内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随时防患于未然。为做到这一点，每个城市或乡
村中，每十户划为一甲，每甲设保甲长。每户门前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主
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藉制度，有点像古代撒克逊人十户区或百户区制，它
有利于确立责任区，某个保甲区内一旦出现可疑的陌生人物，第一个发现的就迅速
报告保甲长，保甲长立刻报告地保，地保再报告给县官，县官马上采取措施，“严
密搜捕，严厉惩处”，这种简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还未发生就被发
觉了。这不是靠陌生人长相可疑，而是靠住户固定。这一制度还使良好的民风代代
相传。
    显然，这一措施只有在住户固定的地区方能奏效。然而，即使在中国这样人口
最为固定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法律上的假定。有时，在一个城
市，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可突然有一大，每户门上都挂上了。这就说明县官
来了，他想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因为冬天最危险，坏
人最多。不过，据我们所知，该措施只是昔日的经验，现在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
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连续走几个月，几千里路，沿途挂牌子的住居，不足百分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