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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爱因斯坦第二”?全国10万青少年迎“神秘电邮”
本报特约记者 许可臻 (2005年4月25日 第16期)
“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出的光信号已成功登陆上海!”北京时间4月19日19:00,正在淮海路逛街的李洁收到了一条“神秘短信”。有些纳闷的李洁并不知道,此刻,上海近1000万联通手机和小灵通用户都收到了同一条短消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出的光信号?”人们开始相互询问。
同一时间,数百名青少年聚在上海崇明岛上的海缆登陆局的会场,一束来自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光电信号准时抵达上海——会场的大屏幕上,正显现着一封电子邮件的内容:一幅带有爱因斯坦头像和“世界物理年”标识的宣传画。
随后,这个“光信号”从上海出发,每隔5分钟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传递信号,经过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总共34个城市,最后同时汇聚到北京。然后,再从中国传送到俄罗斯和印度。
物理照耀世界
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纪大接力”,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物理学会共同发起的“物理照耀世界(Physics Enlightens the World)”活动。
4月19日,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纪念日。正是这位科学巨匠,在1905年先后发表了5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为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去年6月,联合国大会第58次会议通过决议,将2005年定为“国际物理年”,而“物理照耀世界”正是这次纪念活动的高潮所在。
在当地时间4月18日20:30,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内的体育场和两座高塔相继点亮灯光,随后整个普林斯顿校园内各栋建筑物都亮了起来,闪耀绵延数公里。随后,“光信号”由这里发出,从美国东海岸经过几十个州,传到了西海岸,并通过大洋海底光缆向亚洲、南美洲和大洋洲迅速前进。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一个少年的手接着又一个少年的手,这组“光信号”将在24小时内传遍地球。据称,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万人参与到这场光的接力赛中来。
在光传递的行程表上,北京时间4月19日19:00至21:00定为“中国时间”。上海是中国之行的始发站。当光信号准时达到上海,就有了本文开始的一幕。崇明海缆登陆局会场的青少年挨个点亮手中的笔式手电筒,当空挥舞。而在市区的电信大楼,一场历时15分钟的激光表演也绚烂登场,世界物理年的“时间沙漏”标志和爱因斯坦的头像,将投射在电信大楼的大屏幕上。
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内,全国34个城市相继收到光信号,并以各自的方式对爱因斯坦进行纪念。北京的青少年当晚登上长城,每隔几十米站一人,通过手电筒、荧光棒等组成绵延数公里的光链;在河北保定,上千名中学生们手持彩色光源,灯火组成了爱因斯坦的英文名和世界物理年的标志。
电邮附件寻找“爱因斯坦第二”
“光电信号其实并不可见,而是以E-mail形式体现在计算机上的。但从美国发来的E-mail具体是什么内容,只有等信号到达那一刻才知道。”中国科协青少年部部长蒙星在光信号到达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上海电信总经理王思伟则告诉记者,从美国传来的光电信号是通过光缆走的,而崇明海缆登陆局正是国际海底光缆传到中国的第一个节点。海底光缆是传输信号的媒介,利用光纤物理特性(全反射)进行传输,接收端将光信号再转换为电信号,通过数码还原变为我们所需要的语音、数据信号。由于它具有损耗低、带宽大、抗干扰、保密性强、寿命长、具有网络性等优点,已成为洲际传输的高速公路。
自从2003年中国第一条国际海底光缆在上海开通,至今已建成了五个海光缆系统,其中在崇明登陆的有亚欧三号、中美、亚太二号三个海底光缆。崇明国际海光缆登陆局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海缆登陆站之一,现有通信总容量已经达到260GB/s,成为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国际通信转换中心。
更让记者感兴趣的,是这封充当“光信号”的邮件附件,是联合国发给全世界中学生的物理研究课题。“影子都是黑的吗?如果不是,那能不能制造出有颜色的影子?”这就是传遍全球的E-mail中的第一道难题,余下的27题也都具有发散性和挑战性。附件中这套题目的重要使命,是在全球中学生中寻找“爱因斯坦第二”。
“搞如此庞大的一次活动,并不仅仅是为了玩。”光传递的发起者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松雅·达拉克斯勒博士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如果2005年只是再一次宣传爱因斯坦的成就那么简单,国际物理年就失去意义了。为什么100年了,全世界仍没有出现第二爱因斯坦?物理学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公众的物理学意识在削弱。爱因斯坦真的无法超越吗?我们要通过这项活动,激活孩子们的心,全球60亿人中,一定有个足够聪明的孩子可以发掘。”
250万网瘾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本报记者 胡喆 实习记者 王培垠 北京报道 (2005年8月1日 第30期)
编者按:上期《电脑报》刊登的网瘾专题,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据统计,中国有250万网瘾患者。不少读者来信来电想了解一下其中提到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用药物治疗网络成瘾的具体情况,为此,本报派出记者深入该治疗中心,对相关的专家、患者进行全面的接触和访谈,力求为读者揭开药物治疗的面纱。
开放的治疗中心
7月26日上午,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治疗中心的二楼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记者按了门铃良久,一个保安出来从里面打开了门。
治疗中心里面并不阴森恐怖,也没有拿着电棍的男护士。所有病房和办公室的门都开着,走廊里有一股浓浓的烟味。“很多孩子的烟瘾都很深,我们也不禁止他们吸烟,否则会引起更大的抵触情绪。”治疗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陶然说,他自己也在不时地吸燃一根香烟:“戒烟主要是个意志问题”。
虽然一个成瘾治疗中心的主任本身也有烟瘾,未免有些轻微的讽刺意味。但并不妨碍走廊里人来人往,有心理学专家在赠书和发表讲话,有那些年少的康复者在跑来跑去,更多的是带着神色沮丧的孩子的家长毕恭毕敬地在打听事情。
治疗中心主任陶然
在陶然的印象里,自己一直很忙。但成瘾治疗中心这么热闹,一切都始于几周之前的媒体报道。当数周前国内媒体开始报道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治疗中心开始用药物对网络依赖症患者进行治疗后,两周之内陶然和他的同事接受了100多次国内外媒体的采访。“我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就是要强化这样一种观念:网络成瘾是一种病!虽然它需要教育,但更需要药物的治疗。”陶然说。
已经有20年成瘾医学经验的陶然是位军人,以前主要搞戒酒和戒毒的治疗。2001年的时候,他的几位同事把自己对网络过度依赖的孩子带到了他的面前。
“当时我们很茫然,查遍国内外资料,没有相应的治疗办法。只有美国人Goldberg已经提出来了,但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只是称之为‘互联网依赖’。”陶然告诉记者,当时他是采取针对戒赌的方法来治疗的,因为很多网络成瘾的孩子主要是沉迷于游戏。而现在他已经提出了网络成瘾的“陶氏分型”,包括游戏成瘾、情感交流成瘾等7种分类。
“我们的方法一开始就是对路的,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用来调节患者的内分泌。到2003年的时候,来治疗的人已经络绎不绝,但主要还是圈内的口碑。直到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特别是科研上的诊治方法和分型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办法已经很见效,我们才主动和媒体接洽。”陶然告诉记者。
同病相怜的网瘾患者
尽管有许多媒体提出了包括:“药物治疗是否必要?收费是否过高?成瘾者是否有那么多?成瘾的判断标准是否科学”等对陶然的四大质疑。但报道的结果仍是来访者成倍增长,成瘾中心的10余个单间已经全部住满,预约者已经排到数月以后。尽管15天的疗程6000元的收费成为不少媒体质疑的话题,但这并不能阻挡家长们救治孩子的决心。
“星级单间、24小时热水、游泳池、健身房,每天用药加上单独心理辅导,这个价格并不过分。”陶然表示,关键在于有效率高达80%以上。这足以让许多家长求助而去。
形形色色的网瘾患者
胡峰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心急火燎的家长。26日上午,坐在医生对面的17岁的北京孩子胡峰(本文中康复者均为化名)脸色木然,垂头丧气,短裤下苍白地露出青色血管的大腿在以疯狂的频率抖动,传递出内心的焦躁。坐在他对面的是他的母亲,她脸上挂着一丝尴尬的微笑,正用极其怜爱的复杂眼神看着儿子。
“我被学校开除了。我什么也不想干。我不为了别的,就为了玩,就是想上网。”胡风低着头回答门诊医生的问题,所谓的回答仅仅是嘴里嘟囔出的几个含糊不清的词汇而已:“我打CS,我打魔兽,我打传奇。我不想赚钱,不会打篮球。我不聊QQ。我不想上学。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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