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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感到，在我与李雪健互不相识的几十年中，我们一定有着什么联系。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最初动机（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几乎和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机完全一样。这动机固然算不得多么辉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个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得所有人的尊严都遭受轻蔑的年代，这动机是人的希望最为珍贵的一点点保存，这中间饱含着对爱的渴望与呼唤。 <br>
　　李雪健说，他爱贵州，他在那儿成长、成熟，永远思恋那儿的山山水水、那儿的草木、空气、那儿的人…… <br>
　　我问：“为什么？” <br>
　　“爱，这东西说得清吗？” <br>
　　我说：“你想不想出国？” <br>
　　他说：“想，出去玩玩谁不想？开开眼。可我还得回来。” <br>
　　“对不回来的你怎么看？” <br>
　　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处境，各人有各人爱的方式。我只是说我自己。我只是说人得爱，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br>
　　他说：“我也羡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钱，有汽车。” <br>
　　他说：“但最多那是羡慕。羡慕也不是坏，别人有的好东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运气你都想摊上，这正常。但羡慕和爱是两码事，弄混了可就麻烦。”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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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李雪健与《焦裕禄》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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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这个标题之前和之后，我都犹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谈《焦裕禄》，躲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容易超出谈论艺术的范畴，难免涉及一些我不大熟悉的领域和一些我不大弄得通的逻辑，譬如说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br>
　　李雪健说：“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生活里几乎处处牵扯着政治，所以艺术脱离不了政治。” <br>
　　我同意他这看法。其实很久以来就有一种理论，认为：完全脱离政治的艺术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依我看来，这理论至此已告圆满。但与这种理论同时，却生出了对脱离政治的艺术的批判热情。这就令人费解，反对一种不可能和不存在的东西岂不奇怪么？奇怪之余我慢慢看见，譬如‘四人帮’的这类批判热情，既没创造出好的政治，又使得艺术近于毁灭。为什么？其实“四人帮”只希望一切都不脱离他们的狭隘目的，结果他们最脱离生活。 <br>
　　李雪健说：“确实，脱离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艺术。” <br>
　　我说：“那么艺术的逻辑就完全可以更简单一点儿——追求艺术的完美。这很可能就够了，因为凡是好的艺术，原就意味着不必担心任何的所谓脱离。我还相信，好的艺术必与坏的政治不能相容，比如四人帮时期就难得有好的艺术，而改革开放以来好的艺术作品就越来越多。好的艺术和好的政治，必是要么共生，要么共灭。什么是好的艺术？我想既然不能由谁来事先指定；所以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当然不是一百家都唱一个腔调，百花齐放也不是说一种花让它开一百朵，地上要是没有各种草，天上要是不飞着各种鸟，也势必乏味。” <br>
　　李雪健说：“我演焦裕禄，可压根儿没想过那么多政治。我喜爱那个人，我觉得我理解他，我相信我准能把他演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念头。” <br>
　　我说：“焦裕禄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但这个戏，我看并不算成功。” <br>
　　他说：“我跟好多人都说过，这个戏可以探讨，但谁要说焦裕禄这个人不好，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br>
　　我说：“我不相信有人会认为焦裕禄这个人不好。” <br>
　　他说：“未必没有。” <br>
　　我说：“那很可能是一种逆反心理，要不就是傻瓜。傻瓜不值得重视。值得想一想的倒是何以会有那种逆反心理。是不是人们对某种方法已经厌倦了？因为老百姓可能碰上焦裕禄这么个好官因而得福，也可能碰上个贪官因而遭祸。” <br>
　　李雪健说：“焦裕禄不是神，是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有他存在的具体时代和环境。他也许算不上伟人，他甚至也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一个人格高贵的人。” <br>
　　我说：“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人。” <br>
　　他说：“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br>
　　我说：“用雄才大略的改革家的标准来要求焦裕禄或否定焦裕禄，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味儿，那样的话，可以称赞可以纪念的历史人物就差不多没有。” <br>
　　他说：“在发奖会上我说过，‘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br>
　　我说：“你可不傻。虽然我认为这部影片不算成功，但是你的表演确实很棒。看了你的‘宋大成’、‘钢挫将军’和‘焦裕禄’，你真是不用太谦虚。我听有些评论家说你是真正的性格演员，表演达到了下意识，举重若轻没有刻意的痕迹，我看这真的不是恭维。我知道这很不简单，不是哪个傻小子交了好运就能达到的，因为我在写作上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境界，但一直没能达到。” <br>
　　李雪健说：“其实我一旦上了台或上了镜头，就很自信，什么负担都没了。一演上戏，别的什么事都忘了，只想着这个角色。想不好的时候，脾气也变得暴躁，为不大一点小事就发火。” <br>
　　他说：“人家让我演焦裕禄，我爱人开始挺为我担心，可是我怎么想都觉着我行，我准能演好。我懂得这个人。我熟悉那地方。我的老家山东菏泽，与河南兰考接壤，地理和气候基本一样，风沙大，风沙破坏了田地，老百姓生活苦，盼着有好领导，有好日子过。我懂得他们。我父亲是公社书记，芝麻大的官，除他之外我们家的人都是农村户口，是农民。小时候父亲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我，下乡去工作，顶着风沙，走了东村走西村。我懂得焦裕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满怀热忱，受苦受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谋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银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来，这个念头让我激动。” <br>
　　我说：“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原因主要在这儿。而前面说的逆反心理，我想原因也是在这儿。观众一方面被焦裕禄感动，一方面在想，为什么一些危害人民的贪官却不是都能得到惩治？” <br>
　　他说：“当然那一代人也有错误，但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br>
　　我说：“我懂。我在陕北插过队。我们刚去的时候，见穷山恶水，怀少年狂气，想着改造中国，干得比谁都左，即使这样我想我们的理想和热忱也应该肯定。否定了人的这种最根本的理想追求，人还剩下什么呢？” <br>
　　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见过。饿死人的事我见过。老百姓成群结队到公社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也愁得没辙，这我都见过。我想，像焦裕禄那样的人，不可能不忧心如焚，但一个县委书记的能力也有限，他心里的苦会更多，这样的人是要得肝病。” <br>
　　我懂了。李雪健是怀着老百姓的希望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那一代农村干部的理解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焦裕禄式的热忱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艰难历史的悲壮感，来颂扬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泯灭的真诚、善良、和不屈不挠的美丽精神。尽管脚下的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崎岖坎坷，但理想不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而且理想必定还要发展。 <br>
　　但我还是认为这部影片并不成功。 <br>
　　李雪健问我：“你怎么看？” <br>
　　我说：“这片子好像主要不是想说这个人，和那一代人曲折困苦的心理和路程。否则我想会更丰富、动人，对一个时代展现得更真实，使人有更多的回味与思考。现在这样，仍有造神之嫌，可能这就是引出逆反心理的原因。” <br>
　　他说：“就是。这逆反心理值得研究。”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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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表演与生活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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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健最早饰演的角度是孙悟空。那还是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一群孩子迷着《西游记》，派好了角色，有演唐僧的，有演妖怪的，有演猪八戒和沙和尚的，李雪健千变万化的表演才能正适合孙悟空。 <br>
　　他说：“可我身材瘦小，反倒总被‘猪八戒’打倒。” <br>
　　童年的李雪健，舞动一根小棍，说一声：“变！”把木棍藏起来，从后腰里抽出一根筷子，再说一声：“变！”把筷子插回腰间，又从耳朵里取出半根火柴，这样，各种型号的金箍棒就全有了。 <br>
　　《李雪健艺术创作年表》中写着：一九七0 年至一九七二年，在贵州凯里210 厂业余文艺宣传队，代表作：舞剧《白毛女》中穆仁智。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7784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擅长表演山东快书、相声、小话剧、小舞蹈等。一九七六年借调到二炮话剧队，又随二炮话剧队到总政话剧团，参加话剧《千秋大业》的演出，饰参谋、警卫员、打杂…… <br>
　　这是小兵儿李雪健第一次到北京，眼界大开，更深深迷上了舞台，心中暗发决心：一定要争取留在北京，当专业演员。一开始运气似乎不错，“四人帮”倒台了，《千秋大业》剧组解散后，二炮话剧队决定在借调来的人中留下几个搞专业，其中有李雪健。领导让他先回贵州探亲，并通知原所在部队，小兵李雪健自然是心花怒放，一路欢欣鼓舞回到贵州。见了父老乡亲，大家都为他高兴，都说“从小就看着这孩子会演戏，有出息，看看，进了北京啦。”可是没那么容易，待他再兴冲冲回到北京时，他被告知，计划有变，小兵儿李雪健还回你的业余宣传队去吧。李雪健一声都吭不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吧哒吧哒掉眼泪，好多天都在借宿的地方看着一条晾衣裳的铁丝发呆。有人甚至担心他去寻死。幸得伯乐鲁威（即后来风靡全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导演鲁晓威之父）指点迷津，李雪健才考取了空政文工团，以致日后中国影坛上又升起一颗明星。 <br>
　　《李雪健艺术创作年表》上写着：一九七七年，考入空政文工团，在话剧《年轻的鹰》中饰作战参谋，在独幕剧《换不换》中饰战士赵大刚；一九七八年，在话剧《丹心谱》中饰群众；一九七九年，在话剧《陈毅出山》中饰匪兵甲、乙、匪兵班长、后出演主要配角交通员…… <br>
　　这时李雪健又要尝尝从希望到失望的滋味了。《陈毅出山》要改成电影，李雪健第一个被导演看中。他激动得夜不成眠，这回可是演电影呀！这一下子在贵州的亲人就都能看见他演大戏啦！他甚至已经听见乡亲们的赞叹，已经看见了父母脸上的光彩，我们记得那是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力呀！好，试装，试演，李雪健尽心尽力，感觉不错，似乎希望正在成为现实，可到最后导演宣布被录用者名单时，却没有他。他只问了一句：“到底为什么？”导演说：“你长得老了点儿。”生性认真的李雪健，以为这是导演客气，他相信一定是自己演得不行。被选中的人要走了，要去演电影了，李雪健为他们高兴又为自己伤心，喝完了饯行酒，他独自回屋，没干别的，流泪，憋屈，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恨自己，还恨床单——把好端端的床单揉搓得差点成网。 <br>
　　《年表》上写着：一九八０年，主演话剧《九·一三事件》，饰林彪…… <br>
　　这是他成功的开始。他的同事说：“演林彪那会儿，李雪健走路的姿态都是林彪式的，常见他在院子里来回遛，犯魔症，脸色阴沉沉的。为演林彪他已经饿掉了二十斤肉，每次上台前还要少吃，他说‘这样一上台就有手冰凉的感觉’。”当时的空政文化部长黄河说：“把这小子化妆后搁天安门上能把人吓死。”外国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消息写道：“扮演林彪的演员与这位前国防部长非常像，他刻画的林彪是一个病态的有偏执狂的人，用假嗓子念着晦涩的格言，引起观众一阵阵轰动。”有一次演出后，王光美同志上台慰问演员，走到李雪健面前愤怒地不与这个“副统帅”握手。李雪健先是一愣，但马上明白而且高兴了：成功了。 <br>
　　随后是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年表》上写着：初登银幕，在电影《天山行》中饰指导员于海洲……主演话剧《火热的心》饰梁子如……一九八四年获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话剧《WM——我们》中饰主要角色……在故事片《钢锉将军》饰将军李力，获广电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度“政府奖”……在故事影片《鼓书艺人》中饰主角方宝庆……在故事影片《大侦探》中饰主角杜义甫……在电视剧《李大钊》中饰李大钊，获第十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在我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中饰宋大成，获第十一届“飞天奖”男配角奖、第九届《大众电视》“金鹰奖”男主角奖……主演故事影片《焦裕禄》，获广电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0 年度“政府奖”、第十一届电影“金鸡奖”、第十四届电影“百花奖”……荣获第三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颁发的“学会奖”……主演故事影片《四十不惑》……一九九一年，三次李雪健表演艺术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天津、北京召开。 <br>
　　一个好演员的标准是什么？我问过好多人，问过一般人，也问过内行。回答是：演什么像什么，一人千面，演谁是谁。不光形似，而且神似。不单单是性格的模仿，更要紧的是进人角色心里的世界。一位权威人士说：从演员的观点来看，占支配地位的是角色的处境，而不是角色的性格。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在考虑他们的处境，而不是在考虑他们自己的个性特点，所以演员在扮演角色时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角色处境的反应上，这样，演员一旦进人规定情境，便能产生与角色类似的真实思想和感情，才能创造出活生生的人来，否则就仅仅是某种僵硬的性格模型或脸谱。我想这正是李雪健成功的原因。 <br>
　　但一个人要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凭什么能够体会各类人的处境呢？他需要的是临时去体验生活吗？到工厂去十天，到农村去半个月，看看清洁工人如何用扫帚，听听汽车司机常说什么俏皮话，观察一下盲人怎样点烟，是吗？ <br>
　　李雪健说：“这也是必要的。但要光是这样，演起戏来就仅仅是形似。但临时去看看，也许能引发你的联想，把你平时的生活积累调动出来。” <br>
　　对了，有目的地去体验生活与几十年随时随地的生活体验，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几天、几个月对某一类人物有意识地观察，和随时随地无功利性的对生活敏感的觉察、对一切人设身处地的理解，是绝难相比的。 <br>
　　我问他：“你承认天才吗？” <br>
　　李雪健：“当然。但我说不清天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呢？” <br>
　　我说：“跟你一样，说不清。但是有一点也许不错。平常的生活从一般人身边流过去没有什么反应，但从一个天才的演员身边流过时却要被他扣留下一些不寻常的含义；一个普通人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或表情，一般人品不出其中的味道，但一个天才的演员却可能从中看出一个幸福的故事或一段苦难的历史，这可能取决于他天生的敏感，但必定是因为他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人，而这理解是出于对一切人的爱。” <br>
　　李雪健说过这么一件事：他已经成了名人，有一天傍晚他骑着车急急忙忙去幼儿园接孩子。迎面碰见个老街坊，老街坊喊：“嘿，哥们儿哪儿去？”李雪健的时间排得挺紧，随便应了一声，脚下没放松蹬车。老街坊不乐意了，在背后叨咕了一句：“怎么着哥们儿，牛啦？”李雪健一听，不成，连忙调头回来作一番解释：“我他妈有什么牛的？我得接孩子去，这都快晚了。”老街坊转怒为喜，一挥手：“快去快去。”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