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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华 -- Economics精华区文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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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信人: Hayek (哈耶克),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繁荣从何而来？ - 2 
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Sat Sep  9 11:52:17 2000) , 站内信件


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
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引进外资高潮是送给中国的一次“飞来横福”。从此，中国各级政府和
企业界认准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金光大道”---只有引来大量外资才能振兴经济。特别是
经历了过去三年来的经济萧条，试尽了几乎所有想得出的“对策”之后，面对起色仍然不
大的经济局势，从上到下都形成一个“共识”，只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才能摆脱经
济发展上的困境。国内关于加入世贸组织的阵阵声浪，正是在这样的“共识”下占了上风
，最终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
可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高潮真的会一浪高过一浪吗？九十年代上半期所吸引的主要是港台
中小资本，能够移到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
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工业“空心化”，七十年代的四大支柱产业中的三大产业（制
衣、电子、玩具）早已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不可能有更多的港商去大陆设厂。港台资本
对大陆来说，只是一次性的机会，大陆不可能长期依赖港台注入大量新的投资。如果中国
真的能够再次迎来一轮外资引进高潮，那么，外资的主力只可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不再是
港台地区。但是，发达国家确实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急待进入中国吗？这是很可以存疑的
。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经济问题研究圈里，还很少有人认真比较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国 
家资本之异同。这两种资本的差别首先是在制度层面，对中国大陆而言，引进港台资本和
引进西方资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求。当进入中国的外资以港台商为主时，中国大陆现
行体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变更；甚至可以说，不是港台商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中国大
陆的整体变革，而是港台商很快地适应了大陆腐败的官场文化，进而大大地拓宽了这些商
人与中国大陆官员勾结营私的空间。所以，引进港台资本虽然给中国大陆带来了资金、技
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也为腐败的官员创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并且丝毫不会动摇这些官
员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一轮港台资本的引进高潮，为中国大陆创造出了许
许多多餐厅、歌厅、舞厅里的“就业”机会，但并没有给中国大陆的制度进步增添多少光
彩。
可是，要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就需要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
仅是多开放一些国内市场、减少一些垄断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在减少各级政府的种种干
预、规范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强化法治等方面真正创造条件，而这就需要经济改革之外
的行政甚至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但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真的作好准备了吗?许多人对经济
全球化趋势似乎还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然天真地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
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增加一些优惠条件，外资就会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源
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种看法实在是自误误人。
观念误区是中国再创引进外资新高潮的障碍，这首先表现为混淆了港台资本和西方资本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夸大了中国这个市场的真实购买力。如此则不仅可能误导西方
投资者，也同样会误导中国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以往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大约2/3是港台
中小资本，这些企业多为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从事面向国际 
市场的出口加工，基本上不与大陆的企业竞争。港台中小企业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改善了
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雇佣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加国内民众的就业和收
入；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需求面向中低档产品，此类产品的市场常常是由国有企业占领
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正好得以扩大，其生存机会也相应增加。因此，引进港台中
小资本对国内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与港台资中小企业的目标、经营策略都有很大差异，这些大企业多是
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它们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但
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一时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无法成为
跨国公司的紧密成员。因此，发达国家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设立
卫星厂，以降低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潜在的市场，准备在中国站稳脚
跟、长期发展。
这些西方大企业若到中国设厂，其多数产品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上必然走中高价位路线
，瞄准的是购买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是生产国内名牌的国有企
业。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来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既需要外来的资本和技术，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种只想买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不愿让出市场的天真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外资大企业在中国开拓
市场是消费者的福音，但必然会挤占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
存压力。一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产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业多
家国有企业产品滞销、亏损扩大、面临破产之时。这样的竞争基本上是公平的市场竞争，
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则 
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他们必然会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
多保护国有部门。
中国的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常常低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复杂性，刚承担了几年为外商出口
加工的任务，就自以为是地提出要自创国际名牌、打进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一决雌雄
”，这类想法过于忽视全球化商品链组织协调过程的难度。一个中国的企业要从“世界型
工厂”的一个“车间”，翻身变为主导某个全球化产销商品链的跨国集团，必然要经过相
当漫长的过程。政府对这个成长过程基本上帮不上多少忙，少帮倒忙就是贡献了。
从九十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
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
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
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
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
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
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
者，所以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以便维持当地的经
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
国有企业被挤垮；而中央政府则更担忧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政治社会后果。这个困境无
疑会滞缓中国吸引外资的进度。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 
自我抑制效应。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的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
快，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
本。在这种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数量、其产值的增长不会循
着加速度的轨迹越来越快。因此可以预见，今后再出现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大规模的外商
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较小，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在经济发展的观念上，存在着更大的误区。在眼下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
流行经济发展观念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之类的主张也颇得认同，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
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这种陈旧的观念过分强调资本和技术在各国经济发
展竞争中的重要性，而忽视和回避制度性竞争的重要意义。
下一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经济全
球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
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
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
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
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
差别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建设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