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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信人: Hayek (哈耶克),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繁荣从何而来？ - 3 
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Sat Sep  9 11:57:12 2000) , 站内信件


五、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是市场替代了计划、还是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
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是:指令性经济计划的消
失和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如果简单地运用一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planned
economy vs. market economy）”这样的“两分法（dichotomy）”，也许可以很快得出
结论：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已经是由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了。但是，计划经济消失以后，
填补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场机制吗？在理想主义的改革设计蓝图上确实可以这样写。但中
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却并非如此，计划经济固然已经瓦解，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
构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随意”化，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
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
体制既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不同，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同，它寄
生攀附在中国大陆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营者、劳动者的
工作努力，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
在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关于改革的讨论中，政府把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狭义地定义为改革经济
计划管理体制和调整排斥私有经济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连很多严谨的学者也习惯成自
然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以为只要在意识形态中给市场经济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经济活动中
清除了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经济活
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基本成形了。但事实上社会主义
制度并不只是经济计划加意识形态而已，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体制下还形成一定的社会
结构，生成一种制度性文化。后两者是不可能用一道改革的行政命令取消的，它们完全可
以在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失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并为转型过程深深地盖上自己
的“烙印”。清除计划经济并不难，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社会基础则极为艰难，东欧
俄国虽然也未完成这后一过程，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清理，而中国实际上则是在社会主义
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既承认原来的权力体系、又承认市场交换活动的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其一是，从中央政权到
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
，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其潜在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
取消或否定过。其二是，一千多万的党政干部和两千多万的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
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的活动能量比改革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机构
和干部所生存的环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
制中自上而下的严格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各个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其
次，各个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目标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
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以及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则是机构要努力“创收”、个人更是“
一切向钱看”。第三，计划经济的瓦解使财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样垄断财源，随着国
家财政能力的下降，上级机关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为下级机构拨付足够的正常活动经费，
更无法满足这些机构员工永无止境的提高工资福利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势中，机构和干部
们的行为方式自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
，可他们也不是真正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不愿意放弃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也  
不甘于经济地位上半点落后；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可同时他们也想利用执行
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因为这是他们最“驾轻就熟”、最现成的机会；他们的
社会身份是“大公无私”的公众利益的代表，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象商人
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籍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
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
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现行体制会有什么特
点呢？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国家已经不再扮演万能的计划者的角色，可这并不意味着
国家就自动退出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动，政府用非计划手段完全可以实施和过去相似的
干预活动。任何政府都有必要对经济进行调节或管理，这种调节有些是政府从国民经济发
展的需要出发行使正常职能，而有些则主要是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不一定以提
高经济效率或维持社会公平为目标。由上一节探讨的国有部门的资源“汲取”现象可以看
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取消指令性生产和销售计划后，商品市场可以迅速形成，但是这个
市场化过程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化过程；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状态完全
可能与在商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并存，构成一种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资源
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不一定也是资源配置争夺中的优胜者；
由于国有部门“汲取”了本来可由市场机制配置给非国有部门的资源，使得低效率的部门
得以维系、而高效率的部门失去了利用更多资源的机会，这种过程当然不是资源利用优化
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笼统地谈市场化进程可能会掩盖上述资源配置反市场化的现实。
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还表现为九十年代
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由于行政事业机构若仅靠财政度日一定会陷入“半
饥半饱”状态，这些机构普遍展开了有组织地或个人单独地“创收”活动，这既是不得已
之举,也是利益驱使之必然。其最便捷的做法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
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屡禁不止的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搞“有偿新闻”，大
专院校办短期“培训班”出卖文凭，中小学卖“学位”、收“高价生”，出版社卖书号，
医院向公费患者强行推销昂贵药物、搭售日用品等等。这样，税收稽查权、新闻播报权、
学历授予权、出版发行权等过去与商业交换无关的权力机会都变成了“创收”的工具。其
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型交换扩展到了政府机关和公用事业，这样的“市场经济”活动的范
围比发达国家还要宽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寻租”活动的空间，机关事业单位为了谋利
，不但可能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
、更随机。在财政支付能力日益缩小、而机关事业机构并未随着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
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在短期内起到稳定社会的
作用，这是中央政府对此现象“眼开眼闭”的原因；但同时此类活动又大大地扰乱了经济
社会活动的应有秩序，增加了混乱，同时还瓦解了道德标准，腐蚀了社会，威胁着长远的
社会稳定。
当此类活动是由单位有组织地进行时，常常被称为“搞活创收”；如果是员工假公济私、
个人单独进行，一经查获则被视为“腐败”。实际上，一旦行政事业机构这类有组织的活
动广泛存在时，它与个人假借机构名义所进行的同类活动常常互相连通、无法区分，机构
的不当“创收”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可以彼此转换、相互掩护。在这样的秩序混乱中，
很多社会成员一方面是受害者，一方面又是混乱的制造者；他们会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为 
自己的不当谋利行为辩护，而对别人类似的损害自己的行为，却从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责。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在计划经济消失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体制会是一种与计划经济无
关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性干预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市场机
制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讲的行政性干预不是指政府的正常宏观管理，而主要是指两
类情况。一种是为满足个别利益集团而实施的政策，例如银行奉命向长期亏损、拖欠大量
逾期贷款的国有企业继续提供新贷款，这样作既有违经济效率也损害社会公平。另一类是
拥有权力的机构或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主要是为了满足干预者个人或小群体
的经济利益，这类干预不可能有明确、统一的规则，因此中央政府也很难有效地加以控制
，只能定期地发动反“摊派”、反贪污之类的“运动”加以遏制。实际上，此类现象正是
现行的半市场调节、半“随意型”行政性干预的“双轨”体制的一种“体制病”，只有对
这种体制进行“手术治疗”才能“手到病除”，而用“模范人物”的道德宣传或“运动”
打击惩处，必然是缘木求鱼，无济于事。
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可能存在，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功能，
产生了激励机制，也为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正常交易提供了市场规则，保
证了计划经济消失后经济活动的活跃；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
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它免遭发
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六、通向“小康”社会之路：繁华的城市与萧条的农村   
中国城市居民的大多数都从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很大利益，对不少家庭来说
，“小康”生活似乎已经实现。当城市居民走上了通向“小康”之路时，占中国人口一多
半的农村居民景况如何呢？如果今天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受市场机制左右，那
么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增强并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居民应该得益更多。但是，中国
的现实正好与此相反，尽管城市里国有部门效率低、亏损严重，其员工的收入福利却象“
芝麻开花节节高”，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农村居民则未能获得应得的经济收益。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了压力、创造了
条件，因此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中国的改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用市场
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来推动体制落后的城市改革。但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国有部门
的“汲取效应”却表明，国有部门集中、体制落后的城市反而有更大的能力去支配资源。
国有部门所“汲取”的是谁的资源呢？国民经济是由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组成的，国有
部门要“汲取”资源，只能是从非国有部门“汲取”。如果从非国有部门中排除准国有的
城镇集体企业，则非国有部门包括全部农村劳动力和1/7的城镇劳动力，那么，从非国有
部门“汲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从农村“汲取”经济资源，被“汲取”的主要
对象是农村居民，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的结果。为什么走“农村包围
城市”的改革道路反而产生出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分配结果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早就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虽然农村经济增长快于城市，但
农民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农村资金被城市抽走了。该研究机构发现，在1978年到1984年
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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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个哈哈镜^_*
                     ----Hayek          

※ 来源:·日月光华站 bbs.fudan.edu.cn·[FROM: 10.64.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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