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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华 -- Economics精华区文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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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信人: Ace (行胜于言),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下一个崩溃的是中国吗?（四）(zz)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2年03月28日13:04:49 星期四), 站内信件

最近几年，夹杂在表面上“中性”但剂量却不断加大的“类凯恩斯疗法”的浮躁中，中 
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趋势性变化。与上面那些静态并且广为人知的数据相比 
，这些动态的趋势已经和即将显示的冷酷力量还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趋势包括： 
1、权力资本借势扩张并将中国渐进改革完全锁定于自己的利益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 
，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 
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 
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 
这一进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 
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 
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 
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 
，而走出一条“天才”的捷径来。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 
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感式的药方和 
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 
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 图喽教逯 健全的国家中 
，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著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 
国家中，则可能意味著“国家”的复辟，这与中国近20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 
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 
时期的权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 
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 
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 
”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 
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而是那些打著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 
学家口中轻飘飘的“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 
实上，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注意，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 
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 
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 
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 
？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9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 
。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 
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 
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 
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位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 
底被他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他将带著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 
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 
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 
法的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 
“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 
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 
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 
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2、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 
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70%的中国农民的命运
 
必然深刻的影响著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19 
97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 
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 
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 
，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 
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 
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 
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 
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 
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 
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1997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 
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 
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的进城的制 
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这被中国农 
村社会形象的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 
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 
。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 
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 
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 
的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 
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 
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 
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 
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 
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 
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著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