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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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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因此而使恋人避而远之? 

  你如果认为这些问题尚且事不关己,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它们正在一步
步逼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半年前曾在自己设立的英文网站上做过一个非正式的问卷调查,标题是
“基因时代来临了,我们准备好了吗?”,其中一项就是询问是否有人因为基因
上的BUG而在社会上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在回应的九十几份调查表中,有近三分
之一的人都选择了“YES”。在随后更加具体的问题里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这里
面有一部分人是在做了基因诊断后发现自己携带有某种基因缺陷,而相当多数人
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家系中有过遗传病患者而被别人想当然地视为携带者(在基因
检查尚未普及之前,可能更多的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有的是在申请人寿保
险时遇到些麻烦,保险公司要求他们支付更多的投保费;有的则在找工作时明显
感到公司的老板对他们缺乏诚意,当然这些老板不会而且也不敢坦言事实,但他
们总是会用各种各样其他的理由加以搪塞;还有些年轻人则正在为恋爱问题大伤
脑筋。 

  其中令我影响最深的,是有个人在问卷的附录里提交了一份数百字的文章,
向我详细描述了他当时进退两难的局面。原来他携带有一种基因缺陷,但一直对
他的女友讳莫如深,本来准备把女友“骗进”,但没想到随着两人感情日益加
深,这个人越来越感到愧疚,经常犹豫该不该坦白。如果向女友坦诚相告,怕她
会离自己而去;但如果继续隐瞒,又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唉,尘世间最痛苦的
事莫过于此。 

  更加值得人们关注的是,现在的基因检测范围已经远远不再局限于那些染色
体病和单基因遗传病,而是把触角延伸向遗传模式极其复杂的多基因遗传疾患。
比如肿瘤、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哮喘、糖尿病、精神分裂症等等,几乎覆盖
了人们大部分常见疾病。这些疾病的形成往往需要有多个基因的共同参与,还要
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尽管这些疾病并不像囊性纤维病变那样具有明显的
遗传模式,但这类疾病患者的直系亲属患同样疾病的风险大大超过正常人群。 

  以精神分裂症为例,父母都正常的,其子代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小于
0.5%;但如果父亲是患者,子代患病的风险就有43%;而母亲为患者的话,子代
患病的风险为56%;至于父母双方均为患者,子代患病的风险更是高达67%。 

  可见,如果检测到这类疾病的某个或某些基因,可能就意味着你与不带有这
些基因的人相比,患这种疾病的几率较大。当然,具体几率的大小视不同疾病而
各有差异。 

  在这类所谓的“低表现度基因”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BRAC1与BRAC2这两
个与乳癌相关的基因, 另外BRAC1还和卵巢癌有一定联系。 

  现在只要你愿意花钱,就可以在较大的基因检测中心进行这两个基因的检
查。但由于费用比较昂贵,并且其对癌症的预见能力有限,直至目前为止,真正
去做检测的人还不多。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关键的是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
应该采取什么合理的措施?是不是为了保险起见,就像已经明确患上乳腺癌那样
去进行乳房切除手术?这种以牺牲乳房换取安全的做法,代价是否过于沉重?毕
竟,即使有了这两个基因,仍然需要很多其他诱发因素如嗜烟、嗜酒、营养不良
以及其他一些遗传因素的参与,才会最终导致癌症发生。 

  如果基因咨询师在看到受检妇女的阳性结果,耸一耸肩说:“目前没有必要
施行手术,但一定要提高警惕,经常自我检查,一旦发现异常即时就诊。”这无
异于在这个受检者头上悬挂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像这样
以忧虑换安全的办法是否也同样欠妥当呢。顺便提一句,忧虑本身也不利于身心
健康,保不准最终不是由于缺陷基因,而是日积月累的长期忧虑诱发了癌症发
生。 

  基因检测技术向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困惑和迷惘的大门,而这诸多问题的根
源在于:我们现在对这些基因上的BUG还缺乏十分有效的治疗方法。 

  所以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能力去发现一些我们尚且无法解决的问题。结果
把我们弄得一个个都得像哈姆雷特那样,反复在脑海里思考“究竟是检测呢,还
是不检测?检测还是不检测?” 


<font color=green><b>终极解决之道</b></font>
  
  虽然我在前面说过,人们现在对这些基因上的BUG还缺乏十分有效的治疗方
法,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这些BUG就束手无策。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崭露头角的基因治疗,非常有希望最终成为修复BUG基因乃至治疗很多疾病的终
极之道。 
 
<font color=green>阿西的故事</font>
  
  基因治疗最经典的成功例子要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中心的医疗组于1990年为
一个四岁的女孩阿西进行的基因治疗。 

  接受治疗的患儿阿西由于DNA上的一个缺陷基因,导致她免疫系统中的T细
胞无法产生ADA(腺苷脱氨酶)而死亡。阿西的免疫系统终日不设防,即使是一
些非常轻微的感染就会致于死地。结果阿西只能整天呆在与外界隔绝的玻璃罩
里,甚至送入的食物、物品事先都要经过严格消毒。 

  阿西曾求助过其他一些治疗方案,但健康状况依旧迅速恶化。最后,在万般
无奈之下,国立卫生研究中心的米歇尔和弗伦奇决定对她进行世界上首例临床基
因治疗。 

  基因治疗师首先把阿西体内的T细胞抽取出来,暴露于经过改造的鼠白血病
病毒,这些病毒已经被完全除去了它们本身的有害基因,取而代之的是人类ADA
基因。接着,改造过的病毒就开始侵入T细胞,“挖出”其DNA上的缺陷基因,
换上正常基因。随后,这10亿个左右这种已经被修复的T细胞重新输回阿西的
静脉。整个滴注过程仅仅花了28分钟。在随后的两年内,又重复进行了10余次
治疗,阿西血液中的ADA已经达到了足以建立起有效的免疫系统的地步。接下来
几年,为了保险起见,阿西除了遵循医嘱继续注射一种ADA补充剂外,没有再施
行基因治疗。定期检测表明阿西体内修复好的T细胞存活良好,继续产生ADA
酶。 

  今天,阿西已经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普通人的生活。不过,阿西永远不再会
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她是世界上第一个接受基因治疗而且取得成功的人,她将被
载入史册。如今在很多媒体上,你都能够看到阿西抱着洋娃娃,胖乎乎的脸蛋上
露出可爱的微笑。 


<font color=green><b>成功的背后</b></font>
  
  基因治疗,简单的说,就是用正常的基因来取代患者体内的缺陷基因。然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的过程实则蕴藏着一系列令人深
感棘手的难题。 

  正常基因的获得通常不是什么问题,但如何把正常基因导入靶细胞的细胞核
中去,却着实令科学家费了不少脑筋。最终,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臭名昭著”
的病毒。病毒这种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虽然仅仅包含一小段DNA或RNA和一个
蛋白质外壳,却具有非凡的感染能力,能够钻入宿主的细胞核。而这种能力,正
是我们所需要的。 

  科学家利用生物工程的方法首先将病毒DNA上对人体有害的基因去除,再把
治疗用的基因重组进去。这种经过改造的病毒不仅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毒性,而且
携带了治疗基因,同时还承担了将其安全送达目的地的艰巨任务。如果这时我们
还继续称它们为病毒,未免大大的不妥。我们鼓励浪子回头,难道还不能给病毒
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这些改良后的病毒重获新生后拥有了一个与其担当的
角色相称的名字——载体。 

  既然身为载体,我们当然希望它们能够尽可能多地把携带的货物运送至目的
地,具体地说,就是把有治疗作用的基因导入靶细胞的DNA中去。在目前看来,
只有逆转录病毒载体和腺病毒相关病毒载体能够担此重任,因为只有这两类载体
才能够使转移DNA稳定地整合于靶细胞的染色体DNA中。 

  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基因插入靶细胞,改变这些细
胞的特征,使这些离体细胞里的BUG基因得到修复。但是在活生生的人身上,问
题就要复杂得多。 

  在人体中,这些载体要想抵达细胞核,必须要能够突破重重障碍。首当其冲
的就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屏障。尽管我们已经把这些病毒改邪归正,并且还委
以重任,可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却对此一无所知。不论你怎么喊“它们是自己
人!自己人!”免疫系统依旧将这些善意的大使视为邪恶的入侵者,不问青红皂
白地展开大规模围剿行动,分泌出许多特异性抗体与载体结合,产生治疗所并不
期望的炎症反应。这些炎症反应,轻微的话仅仅在注射局部略有点肿胀,但如果
严重的话,甚至可以累及生命。19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报道了一个基因治疗
后不久就死亡的病例。一个18岁基因缺陷病人在接受实验性基因治疗后24小时
内,开始出现发烧、呕吐、背部疼痛等症状,随后因呼吸窘迫综合症而不幸死
亡。负责调查这一事件的人员怀疑,死亡的原因很可能正是机体对治疗所用的腺
病毒载体产生过分强烈的免疫反应。 

  接下来,那些没有被免疫系统歼灭的载体正在庆幸安全到达靶细胞时,马上
就发现负责保护靶细胞DNA的核膜就像一位刻板的看门人,无论是敌是友统统拒
之门外。 

  最后,好歹总算有一部分载体幸运地通过层层屏障,把携带的基因整合到靶
细胞染色体DNA上。但这并没有意味着一切已经大功告成。由于治疗基因插入靶
细胞DNA的位置通常是随机的,如果不巧的话,有可能因此而破坏了靶细胞DNA
上一段功能重要的序列,反而带来新的危害。还有一种可能,治疗基因插入到一
段处于休眠状态的DNA序列,平常它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打开或者开放的机会很
少,显然这也无法起到治疗效果。 

  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即使治疗基因成功地开始工作,但这种无休止的转
录常常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很多疾病,尤其是那些激素缺乏类的疾病,我
们希望治疗基因能够在合适的时间进行适度的表达。否则,基因迅速地转录并合
成大量激素很快就会达到极为危险的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入治疗基因的同
时,还要安装一个调控装置。如果更加精细的调控(诸如基因转录的加强和减
弱)还显得勉为其难的话,至少应该能够控制基因的开和关。一种初步的设想是
通过药物来进行人为调节,吃一粒药片,开启一部分基因,吃得越多,开启的基
因也就越多,只要你停止服药,打开的基因就会逐渐关闭。这种“药片控制法”
虽然稍嫌繁琐,却总算能够解决不少实际问题。然而即使是这样原始的方法目前
还只仅仅处于设想阶段。 

  基因治疗面临如此一系列令人望而生畏的困难,我虽然天性乐观,也实在怀
疑基因治疗能否在未来15年内得到较为普遍的临床应用。目前的状况是,大多
数基因治疗实验在FDA的一期人体测试过程中,就因为安全性能不够稳定而被拉
下马来;还有一些则在二期测试中被证明无效;真正能够闯到临床检测第三关的
已经所剩无几。 

  其实对此我们不必感到奇怪,更不应因此而对基因治疗的前景看淡。 

  由于FDA的审批对象大多是对人体健康关系重大的药物或治疗方法,FDA的
检验之严格达到了近乎吹毛求疵的地步。我常常开玩笑说,如果微软公司的视窗
操作系统去经受FDA的检验,系统有那么多BUG,一定早在第一期就被淘汰了。
在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开发一种普通的药物也要花将近10年时间才能通过FDA
的审批重大A几载体和腺病毒相关病毒载体能够担当此重任,因为这两类载体
才,更何况对于基因治疗这样一种开创性、革命性的治疗方式! 

  基因治疗一旦成功(我这里所指的不是个别病例的侥幸成功,而是在普遍意
义上的具有稳定疗效的那种成功),人们将会真正迎来健康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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