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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

以万计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最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的是它的军队。富家子弟花一大笔钱
就能逃过兵役，这些钱落入了那些出卖免役名额的官员的腰
包。

	 而年纪相同的穷人子弟则被抓丁队强迫抓去，捆在一起，
拉去当兵，有的新征士兵在到达指定的部队之前就丧了命。怀
特和雅各比列举了一些有关中国派驻缅甸部队的可怕的数字。
有一支部队在500英里的行进中，损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
些被认为比较强壮一些的幸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国大夫诊
断为肺结核。除了结核病之外，痢疾、疟疾、疥疮、脚气和寄生
虫病，连同斑疹伤寒和流感，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绝大多
数病员得不到医疗照顾。一般说来，一个师平均只有一位中国
医师。但是，这里却没有西方军队中一种主要的疾病——性
病，这可能是因为士兵的身体太虚弱；因而无力去寻花问柳，
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为太穷而付不起钱。

	 起初的情况就够糟糕的了，随着通货膨胀的势头增猛，形
势更是急转直下，  1939年秋，埃里克·周带着少校的荣誉军衔
在军事委员会当过一阵翻译。

	 他每月的工资是60块中国货币。而当时一双鞋都卖到了80元，
到1943年，一双鞋的价格大约在900到1200元之间，而少校的工资
却一分未长。

	 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山西省的“模范省长”阎锡
山树立了一个大家不愿学习或无法学习的榜样。

	1939年（根据他的回忆录），他带领300000军队开进了山
西省的西部山区。“那里几乎是不毛之地。当地人极端贫穷
……”。1940年6月，他开始实行一种以实物形式增收农业税
的制度，并在军队、公务员和学校教师中间推行食品和其他必
需品的定量供应制。

	 至少在他所管辖地区里，军队能吃饱肚子。  1941年夏，中
央政府号召全国学习这种做法，但是一心只想满足私欲的国民
党军官仍然只顾中饱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也有体恤士兵的好名声，他描述
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当地长官正在那里欢迎
他的到来，当地人却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向冯玉祥恳求说：
他们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训练营地的路
上。但是地方长官却让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发前把棉袄制服
脱下来。当地人喊道：“这么冷的天，他们会冻死的！”冯玉
祥为他们作主，干预了这件事，最后，地方长官派人带着棉袄
制服去追赶两小时前出发的新兵队伍。

	 冯玉祥接着还提到了下面这件事：
	第二天，我去视察驻扎在白市驿的军队。那里的
    团长给我看士兵的点名册。我发现上周还是满员的，
    但是现在每个营都少了三、四十人。我问他这其中的
    原因，这个团长回答说：“新兵从家里出来时，一路上
    没有吃的。一到这里，他们就猛吃猛喝，结果把自己
    撑死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饿死的。

	 还有一次是在离重庆十五英里的沙坪坝，这位信奉基督的
将军问一名团长他的伤病员都在哪儿。团长把他带到了几英里
地以外的一个山村子里，那里有二十多个生病的士兵。

	 冯玉祥写道：
	我进去后发现这些可怜的年轻人都在发烧。他们
    躺在拆下来当床用的门板上，身下垫着干草。我摸了
    摸他们的额头，问他们吃过药、喝过水没有。这些无
    辜的年轻人哭了。他们说：“自打我们生病之后，没有
    一个人来看过我们。我们连一口开水也喝不上。”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
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
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他们让农民觉得解放军
需要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般来说，共产党军
队的战士一旦穿上军装，就能做到不强奸、不抢劫、不欠债，
并帮助农民收割粮食。这种对比是十分明显的。

	 蒋介石对人民的这些疾苦不闻不问，除非有人向他提到某
些具体的事例，这时他总要大发一顿脾气。他越来越与世隔绝
了。他之所以变得如此难于接近，这与他的独断作风和孤僻性
情是有关的。

	   从1942年11月起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利用蒋夫人及
其姐姐和外甥女访美这段较长的空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以
绝对优先的高速度排印出来，于1943年3月10日在重庆出版。
这本题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显然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的回答。

	   毛泽东的这本书是1940年 1月发表的，它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运用到了中国的情况之中。人们常说蒋介石的这本书是由
一位以前的秘书、前任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不管怎么说此
人在该书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本书很可能大
部分是由蒋介石口授的。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对全书的内容负
完全的责任，并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这本书是蒋介石对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阐述，在重庆被捧为
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虽然当时严重缺纸，
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
《中国之命运》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
的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
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推出一本内容短得多的书、《中国经济
学说》。同样，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陶希圣代笔的，但是许
多经济方面的专业内容则出自一位姓陈的经济专家之手。

	 在这两本书里，民族主义的调子很重，其中《中国之命运》
比《中国经济学说》更甚。蒋介石把中国的问题毫无例外地归咎
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而《中国经济学说》的
主要目的则是根据孙中山的教导找出一种中国式的解决经济问
题的办法。

	 围绕这两本书，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
捉刀人陶希圣的身份。在1934年至1937年之间，他在北京大
学任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的讲师。1928
年，他给蒋介石当过一段秘书，后与汪精卫结为密友，并和他
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边。但是，陶希圣后来和汪精卫闹翻，带
着汪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秘密协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庆被看作是忠实的表现，在那里他住在蒋介石当时
的秘书陈布雷的家中，与委员长关系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竟没有英译本。本来宣
布译本准备在1943年四、五月间出版。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过去了，仍不见英译本。

	 最合适的解释是，英译本的出版计划取消了，因为重庆方
面已及时发现这样做不合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
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让西
方的英语读者看《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那就会对公众舆论
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因为这本书的调子从头到尾
都是反西方、反自由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
发行高达 1百万册并成为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
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

	 到了1946年1月份，六位国会议员想要国务院自己翻译的这
本书的译本，结果他们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
文件，《中国经济学说》就是这个月在纽约的共产党“前线”
杂志《美亚杂志》上发表的，并附有一篇由美国左翼作家菲利浦
·贾菲写的评论。贾菲于1947年将蒋介石这两本书的英译本合编
在一起并加了注释。

	 然而在1943年，广大的美国公众都不知道蒋介石并不是
人们听说的那种伟大的民主领袖。

	 在蒋夫人访美期间，她给许多人作了演讲，赢得了人们的
爱戴，征服了美国的公众。但是在私下，接待过她的人都不喜
欢她那种专横的作风。害怕受她“美色诱骗”的罗斯福答应了她
要更多飞机的蛮横要求，下令在试飞结束前就马上提供柯蒂期
—赖特公司生产的C一46飞机。这种飞机有好几架都在喜玛拉
雅山坠毁了。

	 蒋夫人不在时，重庆传出了委员长与一位姓陈的小姐的风
流韵事，说陈小姐与委员长同床共枕，还为他做他爱吃的浙江
家乡菜。

	 这种流言没有依据，但却使蒋介石火冒三丈，在他夫人回
来之后，他召集了外国记者、内阁部长、以及工作人员，申明
他那高尚纯洁的一夫一妻的爱只属于他的合法配偶，并断然否
认了有关他不忠的传言。

	 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3月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遭受
着灾难性的失败。但是，委员长申明自己清白的消息却一连几
天压倒了有关战况的报道。据怀特和雅各比的说法：“只要提出
要求，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委员长辟谣的抄件”。

	 总的来说，蒋夫人对美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访问，为重庆政
府赢得了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利，紧接着舆论界就把蒋介石宣
扬成一个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		

	 1943年10月，盟军最高司令、东南亚战区总司令、海军
中将路易斯·蒙巴顿来到了重庆。他带来一封温斯顿·丘吉尔
写的介绍信，信中称蒙巴顿与他有二十五年的老交情。蒙巴顿
外貌英俊，极具魅力，有着非凡的外交天赋和杰出的战略才能。
    根据芭芭拉·塔奇曼的尼载，他送给蒋夫人一个上面用宝
石镶着她的名字缩写的卡蒂尔梳妆盒，并在委员长面前说自己
是个比较年轻的指挥官，渴望“吸取委员长的丰富经验”，这样
一来，他很快就博得了蒋夫人的欢心，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蒋委
员长及马歇尔的个人代表B·B·葫墨维尔一起商讨缅甸以及
其他抗日战区的战略问题。

	 然而，蒙巴顿一来就卷入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纠纷之中，
因为他到重庆时正好碰上罗斯福听信了中国政府和陈纳德将军
的抱怨，已作出决定将史迪威召回国。

	 蒙巴顿可不喜欢这样做，他不想失去一位对中国有如此广
博的知识的同事，也不愿和一个水平不如史迪威的继任者凑
合。

	 蒙巴顿对史迪咸说，他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条件是只要
他向蒋介石道歉认错。虽然心里窝火，史迪威还是听从了蒙巴
顿的建议，向蒋介石赔了不是。委员长宽厚地接受了他的道
歉，两人很快就和解了。

	 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高
潮。

	 11月份，他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
一起参加了开罗的首脑会议。

	 他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身份参加此会的，在此之前，
他已于10月11日宣誓就职，接替8月1日去世的原总统林森。
三位领导人从11月22日至26日在梅纳大厦饭店开了四天的会。

	 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对蒋介石个人来说是一大胜利，联合
公报记录了三个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
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
给中华民国。	

	   而且，罗斯福保证支持1944年春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
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九十个师提供武
器装备和训练。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中国反对“外国入
侵”。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这些保证显然是为
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共产
党问题的承诺。

	   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带着从未有过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他不知道罗斯福总统还要在德黑兰（11月27日至12月2
日）与邱吉尔和斯大林会晤，在这个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
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矛盾的保证。

	   的确，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委员长作出的许
诺。1944年罗斯福取消了对缅甸的联合进攻，也没有落实对国
民党九十个师的武装和训练。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没有在战后
支持中华民国对付俄国人，尽管他的确作了一次努力，但已为
时过晚。

	 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住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
的承诺，解决他与共产党人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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