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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

	 在中国，共产党人受命寻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
性。

	   对于经过长征而被严重削弱的中国红军来说，新的决议制
定的下列方针是很不现实的：“在为解放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斗
争的统一战线中，苏维埃必须成为领导核心。”

	 这些说教自然不受毛泽东的欢迎，他对共产国际决议所作
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在党的宣传中不再把蒋介石说成是反动派，
而统一口径把他称作“民族败类”。

	 毛泽东认为，更有希望的办法是利用张学良。在1936年春，
共产党秘密和张接触。他们受到张学良的欢迎，张邀请共产党
派代表到他在西安的司令部里来。

	   蒋介石对少帅和共产党人发展起来的亲密关系并不是完全
不满。他认为，在他重新开始“剿共”行动的时候，他将有机会
同时消灭共产党和张学良的部队。

	 这样，就可以除去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的少
帅了。但使他不安的是那些关于1936年间毛泽东的军队迅速恢
复并壮大的报告。  10月，两支国民党部队投向新根据地的共
产党。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只有二万人马，现在他已经指挥大约
八万人了。应当承认，他们许多人缺少枪支，但是这支部队又
一次醒目地成为共产党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称张学良为
“不抵抗将军”的说法风行一时，敌对派系的军阀们推波助澜。

	 张学良本人认为这极不公平，因为难道不是蒋介石在日本
首先发动进攻时明确指示他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吗？在沈阳事件
后不久，两个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车上会谈。

	根据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蒋介石说：
	“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
      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我
      们两个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
      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

	 鲁丕（音译，可能是张学良一位朋友的笔名）在援引这些话
时，补充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全国都在反对不抵抗政策，形
势很严峻，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张先生
慷慨他说：‘我跳下去！’”			

	 为了治愈他吸毒的习惯，张学良在欧洲国家旅行了大约一
年，当1934年春天回到中国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除了跳
舞，喝酒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他还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问少帅对意大利的看法是什么，“很好，”他说：
“每张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面墙上都是墨索里尼。”

	 他为什么回国呢？为了一件事。

	 福建事变引起轩然大波，他觉得他回国也许能为稳定局势
提供点帮助，另一个原因是，东北军希望他回来。官兵们日夜
不宁，反日情绪使他们身心不安。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反叛，蒋
介石也希望少帅回到他原来的职务上。

	 少帅一回国，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
共”副总司令，这样他就直接接受委员长本人的指挥。

	 少帅很有理由反对日本。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他自己
也为把大片土地丢给日本而深感自责。

	 他的朋友和助手们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中有w·
H·端纳，他是一个澳大利亚记者，从1928年开始他就被聘为
张学良的主要顾问。这位通常被称为“中国的端纳”的外国人强
烈赞成中国民族团结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少帅的中国助手
们发现，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建议是很难的。相对于日本侵略者
来说，这些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同乡。但是，
在1934年底，张学良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他仍然执行委员长的
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观点。

	 到1935年冬天，张学良开始改弦更张。当时，少帅正在南
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东北军和红军进行了一场大规
模的战斗。

	 红军伤亡惨重，但东北军也一样，他们损失了整整两个
师，如果这就是“剿共”的代价，按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张
学良就没有什么人马去打日本人了。

	 共产党传话说，他们希望结束内战，联合抗日。正是这个
建议，促使张学良开始同毛泽东的代表进行谈判。

	 在研究了关于红军发展壮大和重现生机的报告之后，蒋介
石决定到张学良在西安的司令部，去研究已经计划好的第六次
”剿共”战役。

	 蒋介石头一次看到张学良不愿意服从命令。张学良解释
说，他知道共产党现正在准备与国民党合作，并在实行一项抗
日的全国政策方面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他主张和苏联结盟，并
建立抗日联合阵线。	

	蒋介石“非常痛心”。作为他的一个部下，而且一贯忠于他
的张学良怎么能建议他和共产党联合呢？他大发雷霆，大骂张
学良，并宣布张学良已经失去他的信任，接着就返回他在洛阳
的司令部。

	尽管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正加紧对日本的秘密备战，但
他并没有改变其既定的战略次序。实际上，离开西安后他的第
一个行动就是下令逮捕上海救亡运动的七位著名的领导人，关
闭十四家很有名气的杂志社，罪名是宣传抗日。

	 此后他开始做他私人生活中比较公开的事——按中国的算
法，准备庆祝他的五十岁大寿（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应该算作
四十九岁生日）。祝寿之日为1936年10月31日，他本人在古
都洛阳有意简单地庆祝了这个日子。两块很大的生日蛋糕被拿
上来，在蒋介石吹灭蜡烛之后，蒋夫人把切成一块块的蛋糕分
给当地显贵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个场合，蒋介石在一篇
给国人的祝词里颂扬了他的母亲。

	 在其他地方，庆祝活动就不是那么鸦雀无声了。一年前公
开征集的祝寿资金已经收集到很多，足够用来支付购买100架
美式飞机的费用，在南京，  200000人聚集在明宫飞机场观看飞
行表演，他们在一幅巨大的画像面前点火致敬，按中国的礼节
三鞠躬。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

	 然而仅在几个星期之后，他生活中最古怪、也差不多是最
耻辱的插曲在等待着他：西安事变。

	 11月底，蒋介石收到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是糟糕的。他曾派
出其最精锐的部队。著名的第一军，在胡宗南的率领下，搜寻
并企图消灭甘肃红军。开始送来的消息说胡宗南取得了胜利，
共产党逃走了。

	 但料想不到的是，第一军已受到包围。红军发起进攻，消
灭并解除了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武装，缴获了几千挺步
枪和机枪，作为额外的代价，一个政府军整团的兵力投降了红
军。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6年11月21日，四天后德日签订了
反共产国际协定。战争还会遥远吗？

	 这些消息并没有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走上民族联合的道
路，反而更加强了他全面地、一次性地解决共产党的决心。

	 就好象10月份并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样。  1936年
12月7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他此行有明确的目标：通过他的
愿望和权威对张学良全面施加压力，迫使他参加第六次“剿共”
计划。

	 首先，他派出大约1500名蓝衣社“特务”团成员，由他的
侄子蒋孝先将军率领。这支部队组织良好，从秘密指挥部出发
投入行动，蒋孝先开始逮捕所有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蒋介石抛
开所有其他目标，召集全体将领，在10日召开参谋长会议，最
后落实第六次“剿共”计划。蒋介石宣布，如果张学良拒绝执行
命令，不参加“剿共”战役，他将被解除职务；他的部队也要被
解除武装。

	 但是，一场奇怪的、经过预谋的事变打破了蒋介石的计
划。蓝衣社分子在睡梦中被逮捕，被解除武装并关押起来。大
部分参谋人员也被监禁，警卫人员投降，五十架飞机和它们的
驾驶员也被扣押了。

	 接下来发生的与其说是一场政变，不如说是一出急转直下
的戏（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指出的那样）。委员长当时正住在距
西安十里的一个温暖的四季如春的疗养胜地临潼。早晨5点
钟，少帅的警卫队队长，二十六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大约十辆
满载士兵的汽车开到蒋介石所在的旅馆，当他们受到哨兵的阻
挠时就开火了。		

	 委员长的警卫大吃一惊，但还是抵抗了很长时间，使蒋本
人得以逃走。

	 根据蒋介石自己后来的叙述，他那时已经起床，锻炼之后
正在穿衣服。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在两个人的陪伴下，
委员长爬上10英尺高的墙，从墙的另一面滚了30英尺，跌进一
条沟里。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后来才发现背上受了很重的
伤，他还把自己的假牙弄丢了（虽然他自己的叙述里没有这些
不体面的详情）。靠人撑住他的脚，蒋介石爬到靠近旅馆的山
上，在那他遇到了几名卫士，在山顶上，他们遭到下面的射击，
几名警卫被打死。

	 委员长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就又向山下走，他又跳了
一次——这一次是跳进一个被灌木丛遮掩住的山洞里。在明亮
的日光下，孙鸣九和他手下的人在那儿找到了委员长，那时他
只在睡衣外面胡乱地披了一件长袍。雪一直在下，他浑身发
抖，赤裸的双脚和手在爬时都划破了。

	 这时，与其说是因为寒冷，不如说是愤怒，他全身颤抖，
大声喊叫：“把我打死，一了百了吧，”孙鸣九回答说：“我们不
会伤害你，我们只是想请你领导全国抗日。”

	 蒋介石要一匹马驮他下山，但孙鸣九上尉让他伏在自己厚
实的脊背上，背他下山。下坡以后又走了很远，一名侍从才带
着蒋介石的鞋子赶来。到了平地，一辆轿车停在那里，把他接
进西安城。

	 在城里，他被领进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办公室。过
了不久，张学良走进来，在蒋介石面前立正站好，他毕恭毕敬
地称蒋为“委员长”。

	 对此，蒋介石给以回击：“既然你叫我委员长，你就是我的
部下。如果你还把我当作你的上司，就马上把我护送到洛阳去，
否则你就是个叛徒。如果我是在一个叛徒手里，你就马上杀我好
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再说的，”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一声
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