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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HEAD><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TITLE>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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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t2" bgcolor="#F5F8F8" width="84%"><center><FONT style="FONT-SIZE: 16.5pt" COLOR="#FF6666" FACE="楷体_GB2312"><B>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B></cente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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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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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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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愿让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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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重庆的人们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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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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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期间，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学会了如何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夏以及明沟散发出来的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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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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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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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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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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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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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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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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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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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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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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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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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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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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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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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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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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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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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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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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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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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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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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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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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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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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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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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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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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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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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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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和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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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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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新被中国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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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乘胜转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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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种消极的做法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到内地，按兵不动。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超过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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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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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固执将在他后来的失败中再次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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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坐等日本人进攻时，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后方。他们并非每仗都打，但他们打的仗足以让人觉得他们已转入了进攻。日本人不时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毁村庄，犯下了种种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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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次报复之后，共产党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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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摆脱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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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学家陈晓伟将军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里克·周谈起过这一点。他说，蒋介石把整个战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战区，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作战单位，让每个单位自己去抵挡进攻中的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向内地推进得越深，他们在所经过的战区就会遇到越多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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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的弱点在于，各战区的指挥官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样子去做。各省的部队在保卫家乡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他们没有准备到远离本省的地方去抗击日寇。光这一点就足以使国军无法转入进攻，即使蒋介石愿意把他直接控制的装备和训练较好的中央军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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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国民党的军队在打游击战方面无法与共产党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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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区开办了一个训练游击队伍的学校，以达到从后方骚扰日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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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来到这个地区，看到5000名年轻精壮的村民正在省长的手下接受游击战的训练。然而，他们的热情弥补不了训练上的不足。训练时间太短，实战训练不够。因此，冯将军预言，这些游击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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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果然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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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雄心更大的游击计划是在河北省。在冯玉祥的推荐下，委员长任命鹿钟鳞担任河北省省长兼河北和察哈尔的总司令。当时，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阳。鹿钟鳞从洛阳出发，过黄河，向北进发，到达河北时，他召集了300000到400000自带长枪的民兵。带领他们骚扰日本人，并重创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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