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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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是加强国防建设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自己的飞机和大炮，还会有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认为，这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几分想要、没有十分想要原子弹的问题，是战略方针的问题。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的支援。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依据这一方针，同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1957年初，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世界格局，指出：除社会主义的力量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五十年代末开始，中苏矛盾和冲突逐渐激化。1966年3月，中苏两党关系中断。此时，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反华的同时，还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派军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起边界的武装冲突，苏联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另一个严重因素。中国党和政府不仅在涉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也在整个国际事务中，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同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同一大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大洋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苏联霸权主义的出现，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了更稳定的现实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五、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一)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  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即争取用“政治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两个“非常有利”的“背景因素”：一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逐步缓和——世界“和平力量”在增长；中国国内工作重心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二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都反对美国的“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的政策。1955年5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公开化”。此后这一方针得到不断重申。
    自1956年至196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台湾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阐释。其基本点是：1、“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2、“第三次国共合作”。3、“政治谈判”。4、“三民主义可以照旧”、“一切可以照旧”。

 第四节  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一、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新考验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拥有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乡村、每一个企事业单位，分布到各个民族；多数党员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文化组织、人民团体中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许许多多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带来的客观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地位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经受住新的考验。
    
　　(二)“两个务必”思想
    加强执政党建设，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消极腐败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开展过整风、整党及“三反”等运动，保持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二、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加强执政党建设，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中共八大提出要加强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政府机关内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反对官僚主义。刘少奇在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曾提出，民群众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63年，周恩来曾指出，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是官僚主义。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指出，究竟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方针。毛泽东指出，互相监督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监督共产党的主要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可以说，长期共存就是为了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应该特别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他说，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他坚信，只要不脱离群众和接受监督，虚心学习和不断地工作，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

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中苏论战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培养和造就干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反修防修，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使中国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提出的。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具备五项条件：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五、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从1938年起，在人民军队历次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中，都有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原则规定。它对于对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意义也是如此。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他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一句话，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得以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顺利进行。

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是人民的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根本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最进步、最团结、最有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先进阶级，它必须团结并领导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和社会力量，去争取本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彻底解放，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  最后解放自己，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无  产阶级在阶级本质上必然是大公无私的。而无产阶级在阶级本  质上的大公无私表现在其自身运动上就是以人民大众的利益  为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无产  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同志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为革命的胜利而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勤奋工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