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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迅河畔谈中国历史

　　宪宗实际上继德宗登极。他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夏绥留后和镇海节度使拒命反都被斩首。只是宪宗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他之平淮西，费时五年<!--scrip>李卜克内西①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scrip-->，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将对方一鼓成擒。８１９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所弑。后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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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scrip>史学诸学科的关系问题等。<scrip-->，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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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scrip>定于人性和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这两个<scrip-->，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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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scrip>“理”的思想。秦汉以后，墨家衰微，几成绝学，直至清代中<scrip-->，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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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经济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繁复。这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和团结动摇<!--scrip>到矛盾斗争的对立面转化的思想以及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scrip-->，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便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兵，购马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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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scrip>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1983年出版。大多数书信<scrip-->，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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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scrip>三玄指《老子》、《庄子》、《周易》三部著作。魏晋时名<scrip-->，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九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规模的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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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scrip>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scrip-->，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上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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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scrip>争的新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全面地捍卫和发展<scrip-->，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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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scrip>只能触及石之坚，因此“无白”；由此断定，“坚”和“白”是<scrip-->，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８２１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马一万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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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scrip>王弼（226—249）三国魏名士，玄学家，魏晋玄学主要<scrip-->，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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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scrip>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scrip-->，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袭，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利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织一种精税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一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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