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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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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灵顿也曾涉足德、法及丹麦，但是印象不深。他在1638年左右回英国。因为家世背景，被推为英王查理一世之随从，与国王相处极亲密。哈灵顿也曾在英王拟用军事力量削平苏格兰反叛时（详第四章“主教战争”）替查理筹款。可是他在国王与议会冲突时却同情议会，曾两次将款项贷予议会。也有人说他曾希望被提名为议会会员，只是此志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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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战败，被苏格兰人交给议会派之后，哈灵顿经各方同意，出任被拘禁国王之随从。这样他要经过双方之信任。他很想以这地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妥协方案，却总是事与愿违。哈灵顿虽不在局势暧昧游离之时投机取巧，仍为议会所忌，而且因为他拒绝宣誓不资助国王逃亡，曾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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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对国王多所维护，而且觉得很多攻击查理之辞与事实不符，可是他自己终身为民国派，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此志不渝。1649年查理被处死之日，哈灵顿一直陪他走到断头台畔诀别，他还说此情此景给他精神上很大打击。可是他亦前后发行不少小册子，其中毫无勤王论调。《海洋国家》未出版时，一度被克伦威尔的政府查禁，由作者往谒独裁者的女儿请她疏通，才与世见面。查理二世复辟，哈灵顿一度入狱，被释之后健康已不如前，虽然晚年结婚，却未再发出任何政治言论。他于1677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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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灵顿对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都有批评。比如说马基雅弗利在一个政局运转不周时，动辄斥之为“腐化”。哈灵顿经过一番思考，却指当中之组织可能未如所说。其弊不在一时人事，而可能在整个结构。又如霍布斯所叙，还可以说是替君主专制张目，哈灵顿则张扬共和优于君主。霍布斯所叙之权力牵涉到容貌、语言、过去之成功以及今日之谨慎，总之出入于个人品格之境界。哈灵顿则指出权力出诸刀枪，军事力量又要经济力量支持，因为“军队是一只猛兽，它有硕大无朋的肠胃，经常需要喂养”。他又说：“人依赖富庶之家，不出于选择……而是由于牙齿的需要。人需要面包时，立即成为推食于他们之人的仆从；一个人能如此喂养全民，则他们都为他帝国内之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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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他并不是与马基雅弗利及霍布斯对立，而是延长及强化他们的见解。哈灵顿曾谓马基雅弗利为“近代唯一政治家”；霍布斯则是“迄今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大概马基雅弗利写作时比较注重当事人之权宜，较未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力量。霍布斯则大规模地勾画全体人类之政治生活，作文时气概之磅礴，世无其匹，可是也只注意到各个人之行止，而忽略了他们的集体性格。所以在考究资本主义之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应该看出一个前人开路，指示大概的方向，后人继续前进，脚踏实地，其立论愈为精密，其现实主义更为露骨的一般趋向。前面已经说过，霍布斯通过《巨灵》之笔画，建议创设一个新的社会高层结构。哈灵顿不主张这高层结构全凭理想，最低限度，要切应于下层的一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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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人都未能预料以后有所谓资本主义的名目出现。站在17世纪中叶，他们却有澄清当日局势之宏愿。霍布斯讨论一般原则，对现实还只是若即若离。哈灵顿则毫不犹疑地对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对症下药。只因恐文字犯忌，他的书也以虚构的体裁写成，但“海洋国家”（Commonwealth of Oceana）是不折不扣的英国，无异纪实，并且内中有些建议，作者还期望克伦威尔能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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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国家》之要旨，是政府之权威必与民间之经济力量互为表里。以英国而言，土地之占有为决定性之因素。如果社会上某一阶级占有土地为全国一半（他称之为“平衡力”[bal-ancd）或一半以上（他称之为“超平衡力”[overbalance]），则政治力量必落在这阶级手中。英国已经有了一段这样的变化。蔷薇战争（Wars of Roses）以来，亨利七世将大桩地产强制分裂，亨利八世又没收寺产，也在拍卖赏赐时化整为零，于是追至17世纪，英国已产生不少中级地主和小自耕农（yeomanfarmers）。本来控制于政府的权力也早应落入他们手中，只因伊莉莎白以她的手腕延迟这种发展。可是这种趋势终不可免，于是17世纪掀动全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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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灵顿看来，一个国家的体制可以是绝对皇权，也可为封建皇权，或共和制，依土地在一人掌握之中，少数人掌握之中或多数人领有之中而定。在他的时代，英国已走上了第三途径。并且政局之妥定，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视经济条件而转移。大势既决，执政者仍可以从中调节，力求均衡。他建议英国行土地法，限制地产，使每一个家庭由地产所得收入每年不逾2000镑。超过此数，即须分配给各个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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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灵顿的书中仍包含若干乌托邦的性格，例如作者主张重新安排社会的下层结构，将全民组成教区（parishes）、百家集团（hundreds）及部落（tribes），以为选举立法代表之凭藉，再按他们的贫富编成步兵及骑兵。这些建议虽然没有付诸实施，可是组织选举区及普遍征兵，则是现代国家之一般原则。《海洋国家》也主张草拟成文宪法，政府分权，执权者周流轮转（rotationof office）与秘密投票。这当中有很多特点显然受到威尼斯的影响，经过他的传介，这些影响以后也及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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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读者务必看清，《海洋国家》虽然主张限制土地所有之最高额，但与中国的均田有天壤之别。中国之均田、占田或限田，使每家分得50亩至百亩之士地，全国之小自耕农不下数百万至数千万户。英国之土地集中于贵族手中时，领有爵衔之贵族通常不出一二百人。即在17世纪土地已一再分散，但是与中国土地之零星分割使用仍不能相提并论。例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下领有200至250英亩之地主，还只被称为小乡绅（lesser gentry）及中产阶级。计1英亩约等于6华亩，上开数字在中国已被认为庞大，一班文人即可用“膏腴万顷，田连郡县”的名目随便指责矣。哈灵顿的方案，最高限额每人只能有2000镑之收入，然则据估计，当日英国全国之士地收入也只有1000万镑，所以只有5000个如此之大地主，即可以将整个国家之土地全部霸占，使其他的人户全部成为他们的佃农（英国17世纪人口在400万至600万之间）。从这些条件看来，哈灵顿的建议只是预防唐朝“藩镇之祸”形态的巨家大室危害国家安全，他没有以纯粹经济上的理由禁锢自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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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2000镑年收入的限制之外，哈灵顿愿意让现有土地占有维持现状，不加干涉。纵使他提倡平等，也不是数目字上的平等，而是享有平等的经济机缘。他说：“勤奋为存积（资本）最有效的办法；存积则忌均平。”同时，他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从工商业存积的资本也可以与农业资本对流，以至农村经济与都市经济合为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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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今日的读者不容易产生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后事实既已如此展开，则观察者也觉得不足为奇。所以本书不惮再三提醒读者，务必要想象17世纪之英国，封建制度早已崩溃，而资本主义尚未登场，在这青黄不接时期，最后阶段的情景。当日右派之君权神授说，无异提议将历史倒推，回到中世纪。左派之喧嚷自由则没有体会到自由并不是令各人自生自灭，而是要有耕地、有工作、有市场、有交通道路、有生活保障，凡此各事都要代价，并且不能超脱历史的环境，凭空产生。内战之爆发，也可以说是各种不着实际的想法各走极端所至。哈灵顿的著作，继霍布斯学说之后，说明英国面临急遽的变化。这变化却有200年的背景。乡绅兴起，代替了昔日贵族地主，为社会领导的力量，并且已在各人出生数代之前构成了一种澎湃的力量。那么如何应付这局面？这种组织与运动既由金钱发动，则整个社会也只好接受现实，用私人财产作新组织的根本。哈灵顿主张依贫富将人民组成步兵及骑兵，也就是在军备上及社会分工合作上照此原则安排。提倡成文宪法，亦即脱离旧日之习惯法，别开生面。我们今日司空见惯，在当日却为创见，有革命意义。而且《海洋国家》以英格兰的现实情况作背景，与历史衔接，和一般乌托邦的建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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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上述社会之蜕化既已经历一两个世纪之久，其间征象要等哈灵顿著书才一语道破？在这里我们要重申，所谓“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都是后人创拟的名词，用以概括历史上广泛的组织与运动（虽说资本主义尚未全部成为历史），其本身不可能按计划，有预定进度地依时产生。在英国，这时候农业技术还追随荷兰之后，如引用荷兰式之犁，招用荷兰员工，构成剑桥以北沼地的排水系统。若非圈地运动继续发展，私人土地所有权还不成定局。总而言之，其低层机构中仍有千百头绪，不能由一种体制立即跃入另一种体制。只等到如此庞大的运动临迫到发展之最后阶段，思想家才能领悟到整个的幅度和纵深。而且霍布斯及哈灵顿也由于他们和自然科学家接近，才能产生一种近似社会科学家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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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学者常批评哈灵顿的写作富于说教意味，可能由于其中带有阶级斗争意味。查理二世复位前夕，《海洋国家》一度极被伦敦有识之士重视。似此，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甚可能超过后人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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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哈灵顿之言论，足为其盛誉之累。17世纪英国作家涉及政治经济情事，通常提到海外殖民地。《海洋国家》更对邻岛爱尔兰有一段建议，主张将之征服后，招募犹太人移民，责成他们在岛上开发农业，除了军事开销之外，其收入尚可以向英国每年进贡200万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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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B><FONT COLOR="#CC33CC">光荣革命及洛克</B></FONT></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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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可以说是在各种主张之间取得妥协。威廉为荷兰人，而由英伦政客邀请入主，实质上是一个被选举的君主。他与玛丽同为斯图亚特王室之直系苗裔，所以又维持了王位世袭的原则。其后在1701年，更由议会通过“继承法案”（Act of Settlement），预定王位属于詹姆士一世之外甥女苏菲亚（Sophia）及她的继承人。同时又表决以后国王或王后必为英格兰教会之一员，国王如为外国人，出国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此外，1689年通过“权利清单”（Bill of Rights），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奠定了国债的地位，使国王不再以人身对国家财政负责，都是宪法史上的大事。经过这些历史上重要的里程之后，光荣革命前之英国已和1689年后之英国截然不同。只是这一串重要的改革，不用宪法会议的程序揭扬铺张，仍保持传统程序。这也表现时人不务虚名，只求实效的性格。约翰·洛克在历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的发言人。他的学说融和常情，缺乏逻辑上之完整，看来也符合时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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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英国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及哈灵顿都曾在牛津上学，到大陆旅行，对新兴的科学感到兴趣，也都在中年之后才发表他们重要的论文。洛克也在这些方面步武他们。他生于1632年，父亲出任地方律师，内战时加入议会派军队。因此洛克有中产家庭的背景。此后在牛津居住约30年，受过希腊拉丁文和古典教育训练。他本身又对医药有兴趣，获有医学博士学位。只是他健康条件欠佳，有时需要长期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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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学生和教师的时代，洛克已与政治结下不解缘，曾参加英国访问布兰登堡（Brandenburg，德国王室前身）之使节团。他在1666年结识了古柏（Anthony Ashley Cooper），和古柏一家发生密切的联系，对他后半生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古柏在内战时首先参加勤王军，后改入议会军，最初支持克伦威尔，以后又反对他的独裁，支持查理二世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