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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日记

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气愤。以稖头这样的年龄和经历应有的水平，怎么能说得出这样不合情理的话来！谈话就此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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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米的谈话，情况更坏（11月13日晚上）。我给他看了我写给他们上引的这封信。开始，我努力克制着自己，语气平静，不要使自己情绪激烈。可是，最后毕竟还是控制不住满腔义愤动了肝火。对重之来京的问题，他和稖头持同样的态度，理由是怕受他爸爸的影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想法。用他们爸爸自己的话来说：我人都快要死了，还怕受什么影响？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可以这样提问题么？——如果他们自己认为思想正确，立场坚定，又有什么影响可怕的呢？最后，我激愤地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你们原来的态度，不要你们说，我宣布，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叔叔。这次谈话当然是极不愉快，而且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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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之回来，是经过经济所领导同意，由经济所领导写的信，当然是代表组织的意见。至于五哥，原意是想要他回来照顾，可以把我顶替出来，免得把我累垮了。一方面固然是为我着想，一方面也确实想借此机会可以和他的孩子“交流感情和思想”。因为在五哥的心目中，认为重之对他还有一定的感情。大约半个月后，重之给了我一封复信，表示坚决不回来，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响”。事实上，重之回来与否，其焦点集中在对他们的爸爸应当作怎样的评价和对他们的爸爸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实质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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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姑且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搁在一边，先说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对于一个具有右派分子这样政治身份的爸爸，在他生命危殆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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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对于他们的家庭关系，从来没有干涉过，而且，我已经指出，对于他们过去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我不想非议。还应当指出：他们立场坚定，坚持要革命，跟毛主席走，不怕艰苦，对工作认真，这些都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不过，我确实认为，即使过去，他们所采取的某些态度也太过分了。我所知道的事实远非全部（因为我毕竟远处上海，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为了证实我认为过分了的观点，我想列举几件我所知道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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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五哥夫妻俩各自向自己的所属单位打了离婚报告，但并未批准，也没有进一步办理过法律手续。以后五哥搬离家庭，从此以后一直分居，没回过家；1967年，五哥回家取书籍和衣服日常用品等，其子女闭门不纳，五哥在门外虽叫唤再三，坚决不让进门。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随后他们要五哥签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1968年4月，五嫂不幸自杀去世。他们不通知五哥，让他和五嫂最后告别，成为无可挽回的终身遗恨。1969年11月，当五哥即将随经济所离京去河南前夕，要求见五嫂一面而获悉她已不在人世，要求和稖头见一次面，此事经经济所军宣队领导同意并派人去和稖头联系，稖头竟拒绝会见；1972年8月，五哥自河南回北京，探询到稖头地址后曾写信给她，却仍置之不理。这封信，1972年10月我去北京，因为要探询五哥下落，稖头给我看了的，我还能记得此信的大意。五哥在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问老母是否还健在，祝老人健康长寿等等。信中另外还附了一张油票，在另外一张空白纸上粘贴了他刚回到北京后八天拍的八张或六张半身照片，特别说明，如果谁看到了要，可以给他。我读此信时，一面读，一面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尽管重之他们可以责难和批评我“人情味”、“没有原则，只讲感情，只讲亲属”、“立场不坚定”，但我至今仍被五哥这种对他子女真挚的感情所感动，而并不为我的流泪而感到羞耻，更不认为这就是丧失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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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通过给五哥摘除帽子。当天傍晚，经济所领导派了代表到医院去向五哥正式口头通知，还表示五哥的问题，早在1969年就准备解决，因为经济所长期瘫痪，因而给拖下来了，借此表示慰问和鼓励。这个情况，重之、稖头、小米等我都告诉了，他们都是知道的。按说，界限问题这个“障碍”这时已不复存在了。可是，重之仍然不回来，稖头、小米仍然不去医院。我实在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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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上午9时半，经济所在医院举行向五哥遗体告别仪式。虽然三妹、稖头、小米上午8时就去医院，我原来以为他们一定会和我一起送遗体去八宝山的，结果竟未去，陪同我去的只有李少甫、沈尉平两位老友。12月6日下午我去八宝山取五哥骨灰，这天上午小米就知道这事。作为五哥的亲儿，竟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结果也是我一个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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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对他的孩子也实在钟情。在五嫂不幸去世以后，把他的全部爱倾注到孩子身上去了。还在一九六九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买了一只表，是准备给稖头的；同是在这个时候，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会去看他时能用上；1962、1963年那么勤奋地笔耕（译述两本著作）是为了孩子；1972年回到北京写给稖头信中所表达的表示未能尽责的歉疚的感情是令人感动得为之涕泣的。每当他从我这里获悉他的孩子们的成长的情况，他感到十分欣慰；他把从我这里收集到的他的孩子的照片珍藏起来粘贴在照相簿中；而据母亲告诉我，孩子们却把父亲从幼时代起的照片全部毁弃了……所有这些和他的孩子对他的冷漠到冷酷程度的态度，不能不在我心中形成一幅强烈对照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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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曾把他对他孩子的钟情戏谑地比作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高老头”（这个比喻当然未必恰当），但除了引起他一阵苦笑之外，对他没有起到什么安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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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哥身患重病、生命危殆的时候，怀念他的孩子，想见见他的子女，想有一个亲子女在他身边照顾他，这原属人之常情。而他的子女在他缠绵病榻，生活亟须有人照料的时候，去作必要的照顾，也决不会有悖于毛主席和党的政策，更何况这时已经通过了摘除帽子，“界限” 的障碍已不复存在。然而五哥的这个愿望，一直到他瞑目为止竟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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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孩子们对五哥的态度是这样，但五哥始终原谅他们，他认为不应当责怪他们。可是，孩子们对他的态度，却始终影响着他的情绪，而且成了对他致命的打击。11月  27日，当他最后知道重之终于不会来，其他几个孩子也始终未去见他，他情绪激动，竟有四个小时不能平静下来。我记得第二天他见到三妹和七弟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想不到过去写的东西（指断绝关系的声明）竟有这么大的效力啊！以后，虽然经过大夫和我对他作了许多譬解，情绪稍稍安定下来，但从此以后，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11月28日，老中医第二次来复诊时，一搭脉，就说是着了重急，生了大气，表示已无可挽救，勉强开了处方。从这天起，到他去世，为时还不到五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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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和他的孩子的关系，曾经一度是我们通信中的话题，不止一次地提到过。1974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和五哥在一起盘桓的半个月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问题。我虽对他说过：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他似乎同意这个结论。有一天，我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他情绪激动，以感叹的语气对我说：这个问题在他，总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不过暂时在理智上解决了，他心中蕴藏着的对孩子的钟情，随时都会迸发出来。陈易在五哥病危的时候，曾以“英雄肝胆，儿女心肠”这样两句话劝慰过他，这后一句话的确说中了五哥的实在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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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给五哥的信中说过，这是两代人的矛盾。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矛盾，不过矛盾的内容随着时代不同而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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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说，这是两代人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是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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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要求他的孩子原谅他。但我想说，不必要求这种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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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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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哥的病，对已经九十高龄的母亲到底怎么说，这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难题。11月4日晚，我去妹妹家看望母亲。对于我见到妈时怎么说，五哥已考虑到了。我们一致同意，不能瞒老人，因为瞒是瞒不住的。老人一定会奇怪，我才离开北京一个月，怎么又来了？瞒她，只会使老人满腹疑虑。因此，只能也应当如实告诉她。至于五哥病情的严重程度，当然暂时还必须保密，免得增加老人不必要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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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听到我告诉她五哥生病住院，没有显得激动和特别不安。几天以后五哥从急诊观察室住进了病房，妈似乎更放心了一些。不过，每天一定要等我从医院回来，并且问过当天五哥病情变化的情况以后才肯去就睡。当妈知道五哥每天只能吃半流质的粥和牛奶，就悄悄地背着我掏钱要阿姨去买来了鸡和蛋等，并且总是默默地每天亲自到厨房里去操作，一切都弄好了以后，要我带到医院给五哥吃，藉以增加他的营养，增强体质。妈不能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五哥，妈的全部感情，妈的一颗慈母的心完全倾注到这里面去了。有一天，当我看到妈又默默地一瘸一瘸往厨房里去为五哥亲自操劳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得淌下了眼泪。妈已经是九十岁的垂暮之年的老人，而五哥并不是没有子女。现在，他的子女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却要九十高龄的老母亲亲自为她病危的儿子操劳。处在这种一颗慈母的心和子女的异常的冷漠的强烈对照之中，我又怎么能不感情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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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唯一的遗憾是在五哥生前终于未能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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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知道五哥已经摘掉帽子，政治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而病情已经危殆时，曾以十分坚决的语气要到医院去和五哥见一面。她曾向三妹亲自提过，也曾向我说过。妈对我说：“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 妈说这些的时候，声调虽然还是像平时那样平静，但噙着的泪禁不住还是掉了下来，默默地用颤抖的手擦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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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妈的这个要求，三妹起初想以路远、楼高等等来搪塞，这当然不会起作用。妈的答复是：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有手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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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我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让妈能够和五哥见一面。但处在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我却不能支持妈的要求，原因是这里隐伏着见面以后老人和五哥两人一恸而绝产生更大悲剧的可能。我对妈说：现在你去见五哥，你心里一定会难过，五哥见了你也不免激动，万一你老人家再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办？我真是上海也回不去了。这次，你无论如何就听我的。我每天去见五哥，也代表了你，就好像你自己去一样。母亲是十分通达的，虽然有点勉强，还是听从了我的劝说。但是，老人的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个结局也就这样注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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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遗憾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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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底，当经历了这个时代的艰辛，我和樱初去北京见到五哥之后，就曾设想让母亲和五哥见面。但这个设想终于因为政治上的考虑，不要使三妹为难，我和妈都没有坚持而没有实现。临离开北京返沪之前，我和三妹达成了如下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之后，立即通知五哥，让他们在医院见面。这个建议是我提出的，因为那时我还充满了希望，我满以为时间将能提供足够的机会。现在看来，我的建议多么愚蠢，而无情的不可逆料的现实，把我的，也是母亲和五哥的共同的希望砸了个粉碎，现在悔恨也已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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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当我知道五哥咯血以后，我曾写信给三妹，要她就近去看望五哥。之后，我又去了一信，提出我准备把母亲接来上海，这样，就使母亲有和五哥见面的可能。我指出，1972年的“协议”是不现实的，因为事实上如果母亲病危入医院时，多半母亲将已是不省人事，这时见面还有什么意义？我说，与其让母亲抱憾终身，毋宁让母亲和五哥见一面，即使一恸而绝也比抱憾终身好。对于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过了几个月以后，一直到1974年年初，三妹才通过七弟给我的信中才给了我答复。这是用母亲自己的口吻说的，说她老人家不想再动，不想离开北京，我的第二次努力就这样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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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遗憾，如果把眼界扩大开了来看，原也不算得一回什么了不起的事。母子诀绝而不能谋一面这样类似的悲剧，古今中外，难道还少么！然而妈和五哥同住在北京有两年多之久，相距不过数里之遥，而竟然必须弄成个咫尺天涯，直到五哥离开这个人世间，不能让他们谋一面，这是我始终无法理解，也是我无法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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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咫尺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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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对于五哥患病住院，早于我就知道了的。对于我会再次去京，自然也在她的意料之中，因为我之再次去京是她向经济所领导“推荐”的结果。她想继续保持十余年来和五哥之间的这种界限。对他的病，不想沾边，不闻不问。不过，既然知道我从医院里五哥身边来，绝对不闻不问也不行，但是我还是能辨别得出这种关心的真诚的程度。因此，当我见到她听了我病情介绍之后的冷漠的反应时，我并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像三妹这样一个“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竟然对我说：军宣队想推卸责任。我实在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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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住在首都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三妹工作的单位离开医院相距不过咫尺，每天必经。自1972年五哥从河南回到北京，他们就一直不见面。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同意通过给五哥摘除帽子，当晚我就告诉了三妹。但是从11月2日经济所领导通知她五哥住院要她去看看以后，一直过了整整三个星期，到11月23日才第一次到医院去探望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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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经常有一些病友或病友的家属以关切地询问五哥的病，并在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主动照顾五哥。这些病友或病友的家属，与五哥和我都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这种真诚的关注不能不使我感动。而这期间，有一位女同志从南京来京参加张云逸同志的追悼会，住在三妹那里，三妹照顾得很周到。相形之下，不是显得大悬殊了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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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弟是我写信通知他到北京来探望五哥的。他在北京待了五天，但一共只去了医院两次，在医院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三小时。七弟与五哥没有见面，至少都在十年以上。一九七三年夏，七弟恢复了自由，来信告诉我他将去北京治病，并打算去看望五哥，我去信告诉了他五哥的地址，结果在北京待了两个月之久，却始终没有去。这次三妹、七弟要去医院探望五哥，事前我都告诉了五哥，并且劝他见面时不要激动，而他对见面时需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事前也作了考虑，但见面以后结果仍不免激动。五哥见到三妹时，首先对这几年来三妹承担起奉养母亲的责任表示感谢。三妹答复说：你知道了就好了。对七弟则重复说了：我想他们（指他的子女）想得好苦啊！说这话时声音是哽咽的、凄恻的；还说：他的病旷日持久。（他哪里知道没有再过多少日子，就永远辞别了这人间），一再叮咛七弟、三妹一定要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找人来照顾他，好把我解脱出来。这次他实在出于不得已要我来北京以后，对如何能把我解脱出来，一直成为他的一椿心事放不下来。11月19日，七弟原说要回德州，后来因为便车这天不走，推迟到第二天回去。我原以为既然翌日他就要回德州，这天下午一定还会去医院告辞的，应当是情理之中的。哪里知道他竟没有去。来京五天，临走以前，正是五哥垂危的时候，连向五哥告辞一下都不去，这在我的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通不过去！我实在无法忍受！11月30日上午，七弟回德州，临走时，我只能对他这样说：“这次你来总算和五哥告别过了，我和你也从此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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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可以是同志和朋友，也可以是敌人。同样的，朋友，其情谊可以有过于兄弟，也可以最后成为不能两立的敌人。这其间，当然是有原则为准绳的。五哥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敌人吗？答复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就应该像对待敌人一样，他们根本不应该去看他。答复如果是否定的，那末，他们的态度岂不太有悖于常情常理？从我们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五哥肩负起我们这个家庭的全部重担，直到我们都参加了革命。我想，时间总还不至于把他们的记忆冲淡得毫无影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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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与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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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道了确诊自己是肺癌之后，五哥的神情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不安，还是那么平静，不过似乎证实了他原来的估计：这次要从后门出去了。11月中旬的有一天，他跟我说：有些身后的事需要向我交代一下，等过一天精神稍好一些再跟我谈。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要我记下他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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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下午，他对我交代了早已想好的身后的有些事该如何处理，和有些必须表达的话。还谆谆嘱咐我，要我注意健康，坚强地活下去。当天晚上我回去整理好了一份如下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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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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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
    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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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耕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