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15.html

顾准的日记

<P>
筑城聚居的海上移民的城邦，一般是城邦，不是领土国家。政制，一开始几乎无例外地是贵族政制，亦即元老院掌权，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参与政事。

<P>
“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不仅中国、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包括西欧的高卢、塔尔苏斯、日耳曼等全部如此。所不同的是，部族王凡兴起不久的专制色彩较少，王与‘战友’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平等；部族王国历史愈久，王权的尊严愈往上提，专制主义的色彩愈浓厚。”（第283～284页）

<P>
指出海上文明与大陆文明形成和发育成长的不同的历史条件，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何以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会有所启迪。

<P>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是一个在部落王基础上经过不断征战形成大一统的大陆国家。一个广土众民的大一统的国家，没有政治上的绝对权威是不成的。范文澜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也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超过政治权威的这种文化。”（第244页）

<P>
“孔子是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使‘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这种文化对象的几乎是惟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问题。在我国战国时代，就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百家争鸣”，热闹过一阵，但为时甚短；即使在当时，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大声疾呼，不准进行学术的辩论，认为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第243页）

<P>
顾准引用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中的一段文字，认为它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

<P>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家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第352页）

<P>
这段文字把史官文化的实质描绘得再精当不过了。作者不无嘲弄地接着说：“君天也，天不可逃也”，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生活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这种史官文化的传统之中。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在西方，政治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在王权以外还有一个并行的教权），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绵延承袭了二千多年史官文化的传统，其影响自然不可能在旦夕之间打扫干净。明了这一点，对于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当今的诸多文化现象，当是大有裨益的。

<P>
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奴隶社会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封建社会起于何时？郭沫若曾把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界线定在实行“初税亩” 时，此说曾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但学术界对此说仍有不同看法。不过，习惯上仍把秦汉大一统以来称作封建社会，其实，秦汉以郡县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完整的说法似乎应当是中央集权、绝对君权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结合。在这里，绝对君权是核心，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君权是绝对的权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到王荫茂（清道光年间的户部侍郎）关于货币的秦疏被皇帝驳斥的时候，曾讥讽地说过：“不知道他是否因此挨了屁股？”在西方人崇尚个人尊严的眼里看来，这是不能容忍的，表现了对中国专制主义憎恶的感情。它与西欧的封建制，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P>
在西方，封建关系并不限于“授土”和“效忠”两者。这种权利和义务，成为关系两方面都必须信守的契约，并不仅仅受封者对授封者负有义务，在王侯作超额索取时，受封者可以反抗。倘若授封者对下面的权利是绝对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就不是封建制了。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

<P>
其所以如此，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因素：（1）罗马法的契约——有关权利义务的传统影响；（2）和世俗权威并行的，还有一个宗教权威。即使是强大的王侯，要像我国春秋时代那样兼并，吃掉对方，会受到强有力的反抗，因为在它后面还有一个宗教权威，这是他受不了的。

<P>
欧洲中世纪，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反对封建诸侯的分散主义，虽不得不和城市（市民阶级——亦即近代资产阶级前身）结成同盟，还不得不打倒宗教权威的偶像，进行宗教改革；这种情况——不同于我国历史的比较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确实不易为中国人所理解。而这个过程，恰恰是进入近代议会民主的开端。

<P>
《文集》中关于骑士的文明的篇章，是作者专门为了答复我的提问而写的。作者很谦逊，特地声明“对此没有认真摸过，得到的骑士文明的概念，大部分来自零星的外文文学资料，这样要缀成一篇笔记是不可能的，不过，既然提到，就来胡诌一通吧。”（第293页）

<P>
作者告诉我们，骑士文明的民族渊源是日耳曼人。“在森林中的日耳曼人，是质朴、勇敢、贞洁的，是西方一夫一妻制，女子可以当继承人的传统的保持者，并一直流传到现在。”（第293页）

<P>
日耳曼人征服罗马以后，其中惟一的一支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王朝。他们没有建立充分发展的官僚机关，因而不得不把政权分散下去，封建割据也就成为不可避免。5世纪前后，欧洲还有另一支日耳曼人，到后来建立的挪威、丹麦、瑞典等国，他们的大胆、勇敢、尚武、爱好航海冒险，不亚于骑在马上的征服者，历史上曾经征服过英格兰，法国的诺曼底，地中海的西西里。

<P>
政权分散化，其最底下的一层，拥有一块最小的封邑，它的主人是骑士或“从男爵”。封邑也就是庄园，其中有身份上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在这种世俗政权的结构旁边，是高度集中的教会，它完全超越了当时王国的界限，是西方世界的民办性组织。主教直接受教会指挥，教皇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世俗政权不仅是分散的，也是粗陋不文的。文化都在教会掌握之下，骑士是战争中的主角，每一个骑士都带一个扈从，人自为战。骑士军的存在，不过两三个世纪。骑士精神比骑士军活得更长久。

<P>
骑士精神非常重视忠诚（忠于誓约不是忠于某个人）、守约（重然诺）、荣誉感（个人尊严）、一夫一妻制，对妇女的尊重、保护以及骑士式的恋爱。不要忘记，现在在公开场合，使用的礼仪性语言中把女士们放在先生们的前面，还是这种骑士风度的余韵。

<P>
关于民主问题的一组文章，共四篇，都是在通信中写下的，并非另外专门撰写的文章，编成文集时，才加上篇名。时间集中在1973年3、4月两个月中（只有其中一篇未标明时间，现在回忆，不会早于或迟于1973年3月），可见当时我们一开始通信，最关心的话题是民主问题，讨论也最热烈。我记得在讨论中，我曾提出过不同意的、反对的、甚至反驳的意见，这在《文集》有关的文章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痕迹。不过，我究竟提了哪些不同的意见，时隔20多年，已经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P>
因为是在兄弟之间的通信中讨论民主问题，问题虽然是非常敏感的，但讨论却是放言无惮、无所顾忌的。因此问题也讨论得比较深、比较彻底。

<P>
开始，讨论集中在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方法这个问题上。他坚持认为，民主是方法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进步，而只有进步才是没有止境的。他说，说什么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等，那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坚持民主，必须坚持科学精神。他认为惟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 所谓科学精神，应当是：（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个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可以是从A的根子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惟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批倒。惟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第344～345页）

<P>
在另一处，他把问题又深入了一步，所用言辞也更明确而直率。他说：“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定为目的又怎样？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样？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