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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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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巴达的农奴制和雅典奴隶制并存的问题，作者原来的计划是打算专门有所论述的（见《希腊城邦制度》后记，见《文集》第221页），以后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因通信中我向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学术界曾经引起迷惑和争论、至今还没有定论的问题，他在以信函形式回答我的问题时附带地论述到了雅典古典奴隶制和斯巴达黑劳士的问题（见《文集》第287页～292页。篇名《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是后来加的）。在《希腊城邦制度》中，作者已提出过，希腊奴隶起源于买来的奴隶（战俘，从蛮族那里贩买来的奴隶），并非起源于社会内部的债务奴役。这里，作者明确指明，大规模的奴隶制，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雅典取得胜利后，战争中获得的大量战俘，转化为奴隶；而一旦奴隶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就要搜罗奴隶。作者认为，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惟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这样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要求只会有鸳鸯、袭人这种奴隶，奴隶成不了制度。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下的，比鸳鸯、袭人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十分特别的，雅典市的警察和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国家奴隶，也是买来的，由国家供给饭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待遇。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因为人数少，主人对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主人可以释放奴隶（即解除其奴籍），也可以由奴隶把按惯例属于自己合法收入的钱款存储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奴隶取得外邦人的身份，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归主人家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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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作者向我指出，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隶制的（注意，马克思用古典一词，指历史的古典时代，即希腊盛期和罗马时代，包括奴隶制和奴隶制还未发展起来的“公民城邦”时代）、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马克思的‘亚细亚’或‘东方’，指的是大陆务农的领土王国或帝国。那些领上王国或帝国，王朝的威力所寄，在于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这和滨海的工商业城邦，国家的威力所寄是海上贸易的海军是不一样的。这些国家的最大要求是‘教民耕战’，耕战的民绝对从属于王朝。你说他是奴隶吗？有功可以授爵。你说他是自由民吗？！他又绝不如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凡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有参政的权利。他没有‘政权’，只是有战功可以授爵，他对他所耕种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的一切财产，王朝随时可以征发。他的产品，甚至不能自由出售。在这种情形下，拿合乎西方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来对待这种‘赋役农民’，是格格不入的。”（第290－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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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不见于波斯、埃及、巴比伦、中国。《旧约》上也没有见过这类名词。这个名词的起源显然是希腊，是城邦制度中的概念。黑格尔把东方的制度称作普遍奴隶制，即王或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连大臣也不自由——比如，绛侯周勃随便就被下了狱，高帝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又出来当丞相了，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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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生产方式，它的涵义究竟指的是什么，马克思本人没有作过明确的阐述。斯大林不顾马克思的本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干脆阉割掉了。把社会发展的五种生产方式，即五种社会形态公式化教条化了。这里不过是作者个人所作的一种大胆的理论推论，其目的是要恢复马克思的本意，当然，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因为目的在于供大家作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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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产生过自己的宗教。道教，严格意义上说来，它不是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舶来品。通信中，顾准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比较系统的论述，使我第一次对基督教这个至今还在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社会现象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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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或者说是一个异端。它之所以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是由于罗马帝国精神上的解体。原来，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为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正好提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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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没有哲学，如果说有，无非是征服的哲学。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罗马皇帝安敦倾向于不动心的希腊斯多葛哲学。不久以后，罗马陷入地方军阀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之中，显贵们的未来也朝不保夕，至于原来勇敢守法的罗马公民，早已经过Proletariat（最下等级）这一段经历，完全消灭掉了。凡不是奴隶主的，不论是罗马原来公民的后裔，还是被征服的民族，还是奴隶的后代，都呻吟在罗马的无个性的、无民族性、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现世的事情，有人看来，因为已经极度圆满而无复可为；有人看来，因为极度绝望而无复可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惟一的出路。这个世界，证明了原罪教义是天经地义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赎我们原罪的主耶稣吧。新宗教就这样不胜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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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的精神危机更甚于罗马人，危机来得比罗马人早。基督教的传布于罗马帝国各地，就是首先在希腊语人民中传布的（《新约》的最初文本是希腊文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落的希腊人的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圣史和希腊思想的混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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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宗教的教义，因为是希腊思想使之精致化了的，所以它才能在那时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胫而走，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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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这是西方学者公认的（参见《文集》第239～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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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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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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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第249页）“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后来竟然全部消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后，后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于扫掉了古老文明的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第249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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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造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惟一的学术研究中心。(《文集》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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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于事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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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至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第250～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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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与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宣扬爱，强调‘爱你的邻人’。它还提倡并实行消费共产主义，凡‘信主’的，要把一切财产捐献给教会。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还宣扬人生来就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他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惟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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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宗教至今还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着巨大的影响。看来，在相当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还不会从人类生活中消失。认识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它的思想渊源，它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作用等等，对于我们，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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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有一个奇特的异乎寻常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史是外来的海上文明，而不是当地土著的文明。希腊文明源于克里特文明，这是埃及文明跨海过去的，经过一再的海上迁移，形成了海上文明的希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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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它和希腊、迦太基一样是外来的海上文明，而不是土著的文明。罗马与拉丁，是当地土著同化于海上文明较早，形成的一种混合文明，它兼备两者之长，成了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力量。西方史整个说来，是外来的海上文明作为“模子”，强迫同化当地的土著（伊卑利亚、凯尔特——高卢、维兰诺瓦等等）而形成的。”（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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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是从西顿·推罗（今黎巴嫩境内）向西殖民形成的。另一支较早绝灭的海上文明是埃特鲁利亚（Etruria，约在元前1100年），它是从小亚细亚吕底亚西迁到意大利半岛北部形成的。罗马，极可能是土著的拉丁人，在强烈的埃特鲁利亚这一海上文明的影响下或领导下，按照海上文明的样子建起城来，形成一个城邦，这样开始她的历史的，但是，后来罗马人赶走并征服了埃特鲁利亚人。”（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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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认为，所谓海上文明，是指从某一地方的土著飘洋过海到一个新地方所形成。这种移民，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陆上迁移，而是经过一段并非与人斗争而是与自然斗争的历程；一般说来，陆上迁移，举家连同全部财产可以全部装载在一辆牛车上缓慢地往前移动，海上迁移，风险大，有血缘关系的老弱不宜同行，同舟者往往是抱有同一目的而并非有血缘关系的青壮年；到达一个陌生的海岸，周围的一切都不知道，移民要在那里生存，必须筑城而居，逐步扩大它的活动与征服领域，希腊城邦就是这么起源的。反之，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或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