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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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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诸邦的内外环境极不相同，各邦统治阶级对付新形势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各邦历史演变也就多种多样。在希腊本土，同属多里安人的国家，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在新形势下大举移民海外，发展工商业，使得它们内部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于是兴起港主，推翻贵族，解放农奴；斯巴达则征服美塞尼亚，扩大了农奴数量，加强了对农奴的镇压，为此建立了公民中严格的军营生活，从此以后，长期内经济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是和斯巴达无缘的。她的‘战士——公民’的特权公民的‘民主’制度，则九百年间保持不变。又如特萨利亚，她的四周是高山，贵族役使农奴耕牧于广漠平原之中，希腊世界的沸腾的经济生活与剧烈的政治变革对她影响微弱。”（第154页）这就是希腊诸邦在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之间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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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含有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思，是不合法的王，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但是都不称王，而用一些“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等以示谦逊的称号。“这种个人专制的政体，是一些个人野心家专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夺承政权而形成的，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实行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政策，然而政权则不向平民开放。就城邦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僭主的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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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无法忍受经济上惨遭剥削和政治上绝对无权的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的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因为如果平民政治上成熟了，他们就无需依靠僭主来贯彻他们的意志，他们可以自己起来革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至少利用平民意志的贵族，已经不能建立僭主政体，只能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中获得一己的领导权了。正因为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一个已经统治不下去，一个还未成熟到可以统治，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于是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去。公元前7至6世纪的普遍状况是，继僭主政体以后，出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僭主政体所起的，正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第187～188）作者在这里强调指出，僭主政治这种历史现象只发生在希腊，是希腊城邦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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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既然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以篡夺、窃取政权，当然要讲究一些“僭术”，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有几则论“僭术” 的，颇有深意，不妨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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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到黍穗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听到了，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A NAME="tex2html19"
  HREF="footnode.html#foot7940"><SUP> .<SPAN CLASS="arabic">12</SPAN></S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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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些足以使民众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此，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和其他的人好像陌生人一样。……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集合在他的宫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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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A NAME="tex2html20"
  HREF="footnode.html#foot7942"><SUP> .<SPAN CLASS="arabic">13</SPAN></S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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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恃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A NAME="tex2html21"
  HREF="footnode.html#foot7943"><SUP> .<SPAN CLASS="arabic">14</SPAN></S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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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观我国古代的历史，对照起来，不仅‘战国时代’三分晋国的韩、赵、魏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然而两千多年来的我国历史虽有直书弑君的传统，虽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却从来没有僭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在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其实，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传统’的观念来看，又何尝不是僭主？”（第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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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僭主既然夺得了政权，为什么不像我国和东方国家，进一步称王或称帝，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成为转化为民主政治的过渡形式？作者为我们作了分析：“城邦大小，不像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惟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供养得起。同样，惟唯有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惟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蕞尔小邦的希腊城邦，僭主周围虽然围绕着一批雇佣卫队、顾问和战友，但规模究竟有限。而他们兴起的时候，又值希腊古代王权传统已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义的文艺所摧毁。贵族阶级亦即知识阶级充满着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时候，要把他们属于他们侪辈的，只因为手段高明，获得了政权的僭主尊为神情的王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这些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只能是僭夺者和篡窃者的僭主了。”（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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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僭主政治这一仅仅发生在古代希腊史上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和它的历史作用比较彻底地弄清楚，顾准确实作了一些穷究的功夫。1973年6月，他专门从英国历史学家格罗脱的著作《希腊史》（共12卷）中选择了其中的一章《希腊的僭主政治》（收入《文集》时篇名为《僭主政治与民主》），并为之写了跋，寄给了我，使我和《文集》的读者确实受惠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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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至6世纪的200多年间，正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在这期间，希腊史则是以贵族向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的全盛时代。在我国，恰好在同一时期，则是从“礼乐征伐”所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向民主主义变，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几乎事同一律；20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这种基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从这时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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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制度的全部优点和弱点，在希波战争（公元前6世纪）中充分显露出来了。作者以其冷峻而饱含感情的语言作了如下分析：“希腊文明本身也渊源于这些古老的东方文明，因为它从头到尾是海上文明，一连串历史事变又促使它发展起来了一种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这种城邦制度在可称为偶然的历史条件下——小亚细亚内陆在赫梯（王国）崩溃后长时期内没有出现强大的王国——居然获得了充分发展所必要的几百年时间和空间，它不仅在海外巩固了，希腊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给的，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城邦制度，在这几个世纪中，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6世纪波斯被征服以前，事实上希腊文明已经高于‘东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其结果，藩属帝国的那些城邦，还势必要派兵出战，在帝国的旗帜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战斗，有的城邦的僭主还成为王国的驸马。波斯兴起后，只有避难移民，却没有团结抗战的打算”（第200—201页）。但是，希腊城邦终于觉醒了。在以雅典、斯巴达为核心的团结奋战下，强大的波斯入侵结果终于以彻底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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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继续写道：“这次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也证明了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危急存亡关头也把千万人民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经济驱迫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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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城邦希腊没有在希波战争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在此后105年的历史演变中，最后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邦希腊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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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作者写到这里，来信告诉我，他“卡壳”了。在他写给我的一份笔记中还可以找到这样的痕迹：“你还记得，两个月前，我跟你说过我的‘迷惑’。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在希腊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了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至今我们还深受其惠。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小邦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而且这个波斯帝国，此时已经奄奄一息，而希腊则纵然在自相残杀，还是方兴未艾——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起来了。”（第207页）那么，迷们和卡壳后来又是怎样解决的呢？作者同一篇笔记中说：“在早期文明历史中，文明的创造和繁荣大都起于林立小邦的局面下的某些邦之中。然而要使这些珍贵的人类精神财产大规模地传播开去，军事征服，以及军事领袖的独裁政制——亦即君主政制是不可缺少的。”“作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对小邦林立的迷信是批判掉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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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充分体现“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 的特色。作者对这种直接民主制无疑是十分倾心和赞佩的，但他也一再提醒我们，这种直接民主制只有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他认为，在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 的口号，挂苏维埃式的、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点，独裁国家，别的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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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当提到斯巴达了。斯巴达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城邦，它在古希腊史中是一个变例。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在征服其临近地区美塞尼西以后，被征服的人民一直处于称为黑劳士的农奴地位。为了防止“叛乱”，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黑劳士永远处于严厉的监视之下。斯巴达的男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和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斯巴达还有一个奇特的规矩，新生婴儿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若认为不适宜让他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场。强健的可能成长为良好战士的婴儿才允许养育成人。青年人终年不穿鞋，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团队里，从事锻炼、运动和学习语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必须奉命去作苦工，并且必须绝无抗拒之意，绝无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领受一分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交纳实物贡献。公民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必须参加公餐，不论贫富都吃一样的东西，每人交纳定量产物给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战士，平时都生活在按军事编制的集体里，军事操练一直不断。他们还相应地建立起来一套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惟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进行训练的制度，希波战争中防守温泉关的斯巴达王李奥尼达部下300名战士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因患病得李奥尼达允许离队，一人闻警返队战死，一个生还本国，受到全民蔑视，以后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奋勇作战，才洗雪了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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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全权公民最多的时候不过一万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不到六千人。边区居民从军组成辅助部队。黑劳士也要从军，任军中杂役。斯巴达的重装步兵，是整个希腊世界最精锐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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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和斯巴达始终是希腊的两个中心。希波战争就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核心，团结整个希腊各城邦共同奋斗，才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同样，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人仰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们看来是“共产主义” 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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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慨叹过：“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第258页）对于斯巴达体系，作者自己承认“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 他说：“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需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第256～257页）这样的评价，应当说并非完全出自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