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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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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和顾准相处，有十多年之久（1956～1974年）。他对顾准在这一期间的了解比我更多更深，更为可信。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结果的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以后，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李慎之说：“他（顾准）曾经是一个极其热忱、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50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十年时间，先研究西方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他为弄清楚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而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A NAME="tex2html15"
  HREF="footnode.html#foot7935"><SUP> .<SPAN CLASS="arabic">8</SPAN></S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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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制度》1982年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尤其历史家的关注，评论的意见不尽一致，这是极其自然的。有的认为：“顾准同志的遗著《希腊城邦制度》是我国城邦史的开山之作，它以崭新的面貌和独到的见解为城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朵奇葩。”“顾准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希腊城邦制度。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观察了城邦制度对西欧中世纪乃至近代历史影响的学者。他指出：‘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在这里，他省略的内容由他先前写的另一份笔记（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见《文集》310—330页）表达了。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级的渊源可以上溯到罗马和罗马以前，它是希腊文明的产物。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地的自由城市的兴起，更和希腊一罗马的法权观念有关’。正因为城市具有特别的法权，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资本主义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这些论述读来使人耳目一新，但要得到公认还需进一步论证，这一任务顾准同志已无法完成了。”<A NAME="tex2html16"
  HREF="footnode.html#foot7936"><SUP> .<SPAN CLASS="arabic">9</SPAN></S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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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意见，在肯定《希腊城邦制度》由于选题的重要和涉及问题的深度，它仍可称为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关于希腊政治、经济制度史的一部专著之余，认为“城邦绝非希腊所特有，而是古代欧洲、非洲、美洲曾经存在过的。在神州大地，它也存在过。”“按照我们的认识，城是人类社会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公社演化出来的一种公民集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原始公社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性。” 也许限于篇幅，作者未能列举史实予以证明。文章作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一元史观的指导作用特别不容忽视。弄清楚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透彻、准确地说明各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A NAME="tex2html17"
  HREF="footnode.html#foot7937"><SUP> .<SPAN CLASS="arabic">10</SPAN></SUP></A>”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有选择的充分自由，原是不应强求一致的，也只有经过充分的自由讨论，学术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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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在古代世界历史中，是不同于古代各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等）的特殊的仅见的例外，是孤例。但是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十分巨大。也许我们可这样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不同道路和分野就是从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开始的。因此，探索和理解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的起源以及它的发展历史的轨迹，对于当代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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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的起源和形成，顾准有一段十分简明的说明：“当希腊产生出她能够作系统而概括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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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也是渊源于从中亚出发的大陆最古文明。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生。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恺尔特人、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息疏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当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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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城、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他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和帝国。”（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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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制度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场我们东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绚丽斑斓的图画：它的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它的公民、公民权和公民意识，它的独特的与我国古代完全不同的官制、兵制，城邦对于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坚强意志，城邦的法治精神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国际惯例和近现代国际法的萌芽，它的杰出政治家（梭伦、伯里克利斯）和灿烂的文化、艺术等等；顾准向我们介绍了城邦制度的许多特点之后，特别注意到了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就像许多历史家认为的那样，是从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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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著名的历史家虽然也承认历史上的希腊也存在过王，但他们认为，希腊的王不是东方那样“神授”的王，英雄传说中即使有神授王权的模糊的迹象，那也是纯粹出于诗人的想象，希腊的王原来是氏族民主制度中的民选军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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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指出，马克思本人也受了极大的时代限制，因为马克思生前，还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埃特鲁里亚文明，除迦太基而外，欧洲两个海上文明都是不知道的。现在翻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确实代表马克思的意思）认为罗马、雅典都是以氏族方式‘在一起的土著’直接形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把历经沧桑，最后在海上文明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迥异于国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样的国家的部族联盟等同起来，这真是天大的错误。要知道，从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到埃及、巴比伦那样从部族工基础上成长的国家之间，相隔多少历史阶段？而埃及、巴比伦那样的亚细亚国家和文明的城邦走的又不是一条路，在其间划上等号，真是误尽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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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是直接从氏族民主演变过来的这一论点，作者是深有怀疑的。他提出如下的问题：“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影子呢？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波斯等等的历史，我们发现在那里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城邦制度的影子。”“共同之处是有的，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国史籍的语言来说，叫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最高统治者，即君主。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人民是他的‘臣民’。这种王权起源于部落王。原始公社性质的部落的王，也许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因为那在遥远的古代，不可能见于史籍。……这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征服业绩被渲染为神的业绩，在征服中建立起的王权也被渲染为神授的王权。王权所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但惟有手执宝剑的王同时又是‘受命于天’的王，他才具有精神上的权威，王权才世袭得下去。王权是神授的，所以我国周代的王称为天王，他是‘天子’——‘天的儿子’。古代东方诸国各有不同的宗教，王权神授所用的说法五花八门，各尽其妙，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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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列举史实证明：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 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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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开始的考古发掘，及其后长时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使得远古时代的希腊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考古发掘把英雄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叙述的以木马计取胜的那次战役故事的发生地）发掘出来了，把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特洛伊战役中一方的统帅）的都城迈锡尼发掘出来了，把传说中的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的宏伟的宫殿发掘出来了。这些地下发现的图版、壁画、以及许多文物，使人们无法相信，这些巴息疏斯（王）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人们不能不肯定，他们和“东方专制主义” 的诸王一样，是“受命于天”，统治剥削大批劳动人民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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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发现，希腊文明开始于克里特（位于地中海北侧、希腊半岛之南的一个岛屿），它从克里特传播到大陆希腊，其中心是迈锡尼（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部）。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推溯到公元前3000年，其极盛时期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二千年，克里特已经有了如下的手工业者：武器匠、木匠、铁匠、皮革匠、制壶匠、青铜器匠、镂刻匠、象牙技师、画家、雕塑家等等。”<A NAME="tex2html18"
  HREF="footnode.html#foot7938"><SUP> .<SPAN CLASS="arabic">11</SPAN></SUP></A>于此可见，公元前二千年的克里特已经达到何等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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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14世纪，克里特衰落了，迈锡尼兴盛起来了。14世纪初期，迈锡尼的王宫和卫城改建得规模宏大，城市不仅是王宫所在地，而且成了政治经济中心，聚居着王廷的文武人员、工匠和奴隶。王宫建筑宽广，有好几层楼。用巨石建筑的城垣，狮子门和豪华的圆冢，都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物。 当时的迈锡尼“统治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雅典）、彼奥提亚、优卑亚岛、爱琴那岛，它扩大及于特萨利亚、爱奥尼亚诸岛屿、埃托利亚（中部希腊科林斯北侧）。克里特这时也许倒转来向锡尼纳贡了。”（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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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世纪特洛伊战争之后，迈锡尼王朝急剧衰落了，多里安人（北方的希腊人，原在今希腊东北和保加利亚南部）的入侵，不仅使希腊大陆上相对统一的局面从此破坏。更重要的是大大推进了迈锡尼时代早已开始的海外殖民。“远古的灿烂的希腊文明中心东移了。而那里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第100页）有趣的是，城邦的发育和城邦制度的发展是在小亚细亚，然后又回到了希腊半岛本土，兜了一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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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开始时似乎都有国王，这是因为他们在新地方建立新国家所能效法的楷模，还只能是他们所熟悉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城邦开始时希腊人还居少数，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渐增加上来，和当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时候，这些城邦人才彻底“希腊化了”“但是一旦这些城邦希腊化了，王政就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了贵族阶级统治了。”（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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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有什么异同之处？作者作了对比之后说：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了。（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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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化。” 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诗人、文艺家、哲学家、数学家、医学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学术上的创造发明总要有长期的积累，公元前6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思想家和学者辈出，正证明了前一个时期小亚细亚这个文明中心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本土了。古典时期希腊史上几次著名的历史事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中心都在希腊本上。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新文化、新政制，开花结果却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城邦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了”。（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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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别关注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既然希腊同样存在过神授王权时期，那么她的城邦民主制度又是怎样从王政演变过来的呢？城邦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奴身份，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本土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潜在的民主主义者，”在希腊本土，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僭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靠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翻僭主，建立了民主政体。（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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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政到民主政治，一般都经过贵族政治或僭主政体作为过渡。“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二个贵族的‘人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必然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渊源，总之，这是‘法治’”。（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