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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顾准的最后十年</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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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node16.html">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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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CLASS="HUGE"><B>顾准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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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CLASS="LARGE"><B>陈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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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的“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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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不过，有些往事却是一辈子难以忘怀，也不应该忘记的，因为它是那样刻骨铭心。1965年冬，汪璧（我的五嫂）在来信中告诉我，她准备和五哥（顾准）离婚，双方已商谈过并已取得协议，如果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打算分别向各自的组织打报告。不过，信中还说，只要五哥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以立即复婚。言外之意，仿佛在告诉我是出于无奈。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复信云云。读信，我并不感到太突然，在我心里倒是觉得可以理解的。我心里明白，导致离婚的原因与不久前发生的那件事有关。也就是1965年的春天，有一天收到五嫂来信说，某日晚上突然来两个人把五哥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不知道。对此，我倒是真的吃了一惊。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我没有想到在我们共和国也会发生这种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行为（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了），我完全能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我无法向五嫂说一句安慰的话，因为我同样一筹莫展，只能默默地等待。接着，警报又从我大姊那里传过来，在清华读书的她的次子的学校里来了两个人，声称要家里把她儿子的来信全部交出来，大姊来和我商量，为了不要把顾准牵连进去，我出了一个不高明的主意，主张信不要交出去，结果，当然没有起什么作用。那么，大姊的儿子在学校里究竟犯了哪一条，要如此大动干戈？原来，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一个什么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这些年青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共和国虽然公开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但是哪里能随便研究得的，自由结社更是犯天条。这件事传到了康生那里，本来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结果是空欢喜一场。经过严格的隔离审查，证实组织上与顾准毫无干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过了大约四个多月，五哥给我来信，说已经回到家里，在隔离期间，除了他的外甥交代的他都承认下来以外，他没有作过任何交代，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组织毫无所知，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对于难以容忍的逼供行为，他曾经以绝食抗议过；现在在等待处理，大概国庆以后可以作出决定。不久，决定下来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去京郊房山大韩继村劳动改造。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从上海接到解放区、曾经在战争环境中辗转流徙、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这次只能送到太原的妹妹处，让她有一个比较安宁的生活环境，不至于为儿子担惊受怕。
<P>
这时，姚文元的《评< 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根据我的政治经验，我预感到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虽然我无法预知这场风暴将持续多久，范围多大。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面，五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固然是五嫂决心离婚的一个因素，但当时她的内外处境的艰难、困窘和难以明言的复杂情况，比我所能知道的可能严重得多。对此，我完全能理解。我深知，从1934年他俩结婚以后的三十多年来，真是两情相笃，患难与共，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不是出于万不得已，五嫂是绝对不会提出这种看来绝情的措施的。对此，我当然只能表示同意，虽然我内心深处并不赞成。我没有想到五哥这个家庭的这种裂变，以后会成为破碎一片，再也未能复原。
<P>
五哥到房山大韩继村劳动改造，通信好像还有自由，还能和我通信。因为已经办过离婚手续（实际上不过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没有经过法院，并无法律效力），他觉得不便和家里直接通信，要我作中介，代为转信，我自然一口应承了。1952年“三反” 以后，他先后在上海（建造二万户公房）、洛阳（当时156项国家重点工程中有几个在洛阳建设），有过一些搞建筑工程的实际经验，因此，对当时正在建造中的工程，常常还多嘴多舌，提出这样那样他认为必须提出的意见，还是那样不安分，不避嫌疑，不顾别人会有什么看法，完全忘了自己当时的身份，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P>
离婚对他实在是一件不堪重负、令人心酸肠断的事，他丧失了可以向之倾诉一切的妻子，丧失了孩子，丧失了家庭这个惟一可以让他稍稍休息、得到一点温暖的所在，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孑然一身的孤独的“寡人”。这时他在给我的信中经常出现“丧家之犬”、“白虎星”（言指害了他的孩子）这类自嘲自责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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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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