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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生产操于一个人或一个公司之手，则所引起的总费用一般地比同样的生产总量被分配给许多较小的生产对手时要小些。他们势必彼此竞争，以广招徕，从而用于各种广告的费用总额必然要比一个厂大得多；他们不善于利用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特别是他们拿不起像单独一个大厂那样多的钱来改进生产方法和生产中所用的机器，这个厂知道它势必获得任何改进所带来的全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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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论点的确假定该厂经营有方，并拥有无限的资本支配权。这是一个不能轻意作的假设。但是如能作这样的假设，则我们一般可以得出结论：非垄断产品的供给表所表示的供给价格比我们的垄断供给表要高些；因此，在自由竞争下所生产的商品的均衡产量小于需求价格等于垄断供给价格的那一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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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垄断理论最有趣而极其困难的应用之一是这个问题：把不同的地区划归各大铁路，以便排除那里的竞争，是否最能促进公众的利益？这种建议的主张是，一条铁路载运二百万旅客或二百万吨货物比载运一百万能够来得便宜。把公众需求分配给两条铁路将不能使它们各自提供廉价的服务。必须承认，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一条铁路所规定的“垄断收入价格”将因其服务需求的每次增加而下降。反之则反是。但是如人性所趋，经验证明，因竞争路线的开辟而对垄断的破坏加速了而不是阻碍了原有路线的这一发现，即它能够按较低的运价进行运输。此外，还有一种建议，即不久两条铁路行将合并，并使公众负担用于双重服务的那些费用。但这又只能引起新的争论。垄断理论提出了而不是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好置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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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ONT COLOR="#990000">第六节　垄断者为了他的企业的未来发展，或出于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关心，可以降低他的价格。</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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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我们假定了垄断者规定他的商品价格只是从他从垄断中所能获得的当前纯收入着眼。但事实上即使他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他也多半会想到，一种东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习惯；如果他用略低于给他提供最大纯收入的那种价格可以增加他的销量，那末，他的商品的畅销不久就会补偿他现在的损失。煤气的价格愈低，人们装置煤气的倾向就愈大；一旦装置之后，即使有电或石油与之暗中竞争，人们也多半会继续使用一些煤气。更明显的事例是，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拥有运输旅客和货物到某港口或建筑星稀的郊区的垄断；这个铁路公司从商业观点看也许认为值得收取一种远低于提供最大纯收入的运费，以便使商人们惯于使用这个港口，并鼓励当地的居民来建立船坞和货栈；或帮助郊区的投机营造商建筑便宜的住宅，并迅速地接纳房客，从而给郊区带来一种早期繁荣的气氛，而这对保证它的长期成功是大有裨益的。垄断者为了发展未来生意而所受的目前部分利益的牺牲，和一个新厂为了建立商业往来而一般所受的牺牲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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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像上面所说的场合下，一个铁路公司虽然不敢说有任何利他动机，但是发觉它自己的利益和它的顾客的利益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致暂时牺牲一些纯收入以增加消费者的剩余对它是有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下述场合下就更加密切，即某地区的一些土地所有者共同建筑一条通过该地区的铁路支线，并不过分指望这条铁路对他们的投资将提供当前的利息率（这就是说，并不过分指望像我们所说的那种铁路垄断收入将不是一个负数），而是希望这条铁路使他们的地产价值增加得使他们的全部冒险成为有利的冒险。当某市从事供应煤气，自来水，或通过修路，建桥，设立电车而提供运输便利时，往往发生一个问题，是否收费标准应该高些，以便提供适当的纯收入，并减轻市政税的负担，还是应该低些，以便增加消费者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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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ONT COLOR="#990000">第七节　总利益，调和利益。</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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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需要研究一个垄断者在下述假设基础上借以支配自己行动的那些考虑，这个假设是，他认为增加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是同样合乎他的需要的，即使他的垄断收入没有相等的增加，而只是增加比方说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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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按任何价格出售该商品所产生的消费者的剩余加于由此而来的垄断收入，则二者之和就等于因出售该商品而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带来的纯利益的货币尺度，或如我们所说的那种销售的总利益。如果垄断者把对消费者的利益看作是和对自己的相等利益具有相等的重要性，那末，他将力求生产使这种总利益成为最大的那一商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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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垄断者往往很少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看得和一镑的垄断收入同样地合乎需要。即使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是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这一事实，即如果它放弃了一种收入来源，它一般地必须指靠本身具有不利的另一些来源。因为它们将势必引起征收上的磨擦和费用，以及对公众的某种损害，像我们所曾提到的那种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它们从来不能调节得十分公平，当计及社会不同阶层将因建议政府放弃它的某些收入而获得的利益份额不等时，更是如此。假定垄断者折衷一下，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算作比方说等于十先令的垄断收入。假定他计算按任何既定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所得的垄断收入，并且假定他把相应的消费者剩余的二分之一加于这种收入，则二者之和可以叫做折衷利益；他将力求规定一种使这种利益尽可能大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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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一般结果是可以加以精确的证明的；但是略加思索，它们的真实性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几乎无须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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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垄断者多少有意增进消费者的利益比在他的唯一目的是攫取最大可能的垄断收入时，他行将出售的数量要大些（而出售该数量的价格要低些）；其次，垄断者增进消费者利益的念头愈大，亦即他依以计算消费者的剩余和他自己收入的实际价值的百分比愈大，则产量也就愈大（销售价格就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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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ONT COLOR="#990000">第八节　需求规律和消费者剩余规律的统计研究对社会的重要性。</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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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年前，人们常说：“一个把自己看作属民的代理者的英国国王应该留意的是，不要把人民的精力消耗在不值得它本身所用劳动的那种工作上，或译成普通话来说，他不从事那种收入不足以支付其成本利息的工作”。这些话有时也许只不过是说，消费者不愿以高价大规模地购买的某种利益，多半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那些在所述工作中有私人利益的人的巧辩之中；但是他们更经常的也许是表明一种低估消费者在低价格下所拥有的利益（即我们所谓的消费者剩余）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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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权衡任何方针的得失和鉴别它们真正相对重要性的那种能力。由于实践和天才而学会使各种因素各得其所的人，业已获得致富之道；我们生产力的效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能干的人，他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获得这种企业才能。但遗憾的是，这种利害得失的权衡差不多都是从一个观点即生产者的观点出发的；而权衡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各种不同行为中所拥有的相对利益的人却是不多的。因为的确只有很少数的人的直接经验才能取得这种必要的材料，而甚至在这些少数人的场合下，所获得的材料也是有限而不完全的。此外，当一个大行政官，像能干的商人意识到他们的商业一样，意识到公众的利益时，他多半也不能自由地实行他的计划。无论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宏伟的计划是很难保证按一致的方针进行的，除非把它的利益不仅向那些少数具有公共事业的直接经验的人讲清楚，而且也向那些许多没有这种经验而只凭别人所提供的材料加以判断的人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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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判断总不及那能干的商人借助于自己长期企业经验的直观所作的判断。但是如果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公共行为对社会各阶级可能引起的相对利害的统计作出判断，那末，这种判断要比现在可靠得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和不公许多是由于缺乏统计。坚持一方面利益的少数人不断地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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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相反方面具有自己利益的大多数群众却默不作声；因为即使这件事情曾多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也没有人愿意为对本身无足轻重的那种事业而努力。因此，少数人获得胜利，即便可用的利益统计表明，这少数人的总利益只占许多沉默者的总利益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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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地，统计是很容易加以曲解的；而且最初用于新问题时也往往会引起错误。但是误用统计的许多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有人甚至对一般听众演说时也不厌其烦地重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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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般而论，可以归纳成统计形式（虽仍处于落后状态）的论证，比任何其他形式愈益迅速地获得那些曾研究它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人的一致承认。集体利益的急剧增长，和集体行动在经济上的趋之若鹜，就使得这些事实成为当务之急：即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需要的公共利益的数量尺度，什么是它们所需要的统计，而且我们应该着手来获得这些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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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希望也许是不无理由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统计将组织得使需求表充分可靠，在目力所及的图解中表明各种不同的公私行为行将引起的消费者剩余的数量。通过对这些图解的研究，人们也许逐渐能正确地识别社会在各种不同的公私企业计划中所获得的相对利益数量；健全的理论可以代替以往那些传统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虽然在当时也许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由于对不计货币利得的各种公共事业计划的怀疑而冷却了社会的热忱。我们以上所从事的许多抽象推理的实际意义，不到本书完结时，是不会充分表现出来的。但是提前介绍它们，似乎是有种种方便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同供求均衡的主要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从旁说明决定我们即将研究的分配的因素这一探讨的性质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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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ONT COLOR="#990000">第九节　相互补充的二种垄断问题是得不到一般解决的。</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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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假定的是，垄断者可以自由买卖。但实际上一个工业部门的垄断同盟可以助长与该业有往来的那些部门的垄断同盟的发展。而垄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联合在现代经济学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一般性的抽象推理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两种绝对的垄断相辅相成，因此，其中一种垄断如不借助于另一种垄断就不能善于利用它的产品，那末，就无法决定成品的价格将定于何处。例如，如果我们仿效古尔诺假定，铜与锌除非混合制成铜器都无用处，如果我们假定，某甲拥有铜的一切供给来源，而某乙拥有锌的一切供给来源。那末，就无法事先决定究竟生产铜器若干，从而，也无法决定它的销售价格。各人都力求在交易中占对方的便宜；虽然斗争的结果对买主们也许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买主们将不能左右这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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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假定的条件下，甲不能指望从由于在锌价不是由战略上的讨价还价而是由自然原因所决定的那个市场上降低铜价而增加的销量中获得全部利益，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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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他减低他的价格，乙也许认为这种行动是商运不佳的象征，并提高锌的价格；从而使甲在价格和销量上都有所失。因此，各人都力求恫吓对方；消费者也许发觉上市的铜器较少，从而，所能索取的价格比在单独一个垄断者拥有铜和锌的全部供给时要高些。因为他也许认为在长期内通过刺激消费的低价格可以获利。但是甲和乙都无法预计自己行动的后果，除非二个人在一起商定一个共同的政策，这就是说，除非他们把他们的垄断部分地，也许暂时地加以合并。由于这点以及由于几种垄断多半会扰乱有关的工业，也许有理由主张，公共利益一般需要相互辅助的垄断应操于单独一个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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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一些其他考虑，也许更加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像上面所说的那种永久的绝对垄断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反地，在现代世界中，新东西和新方法不断地趋于代替那些不为消费者的利益着想的旧东西和旧方法；直接和间接的竞争多半会使相互辅助的二种垄断中的一种在地位上比另一种更加削弱。例如，如果在一个闭塞的小乡村中只有一个纺纱厂和一个织布厂，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两个厂在短时期内也许应该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是动摇这样建立起来的垄断比动摇它们各自分立的垄断将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新的冒险者也许会插足于纺纱业，并与旧纱厂争夺旧布厂的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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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再看一看两个大工业中心之间部分用铁路，部分用水路的全部路程。如果铁路或水路方面的竞争是永不可能的，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铁路线和航线也许应该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实际上这种一般论断是不可能予以作出的。在某些条件下，铁路和航线操于一个人之手，更符合于公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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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另一些也许是经常出现的条件下，它们操于不同的人之手，在长期内是符合于公众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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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地，赞成把相互辅助的工业部门中的卡特尔或其他垄断组织合并的那些论点，虽然从表面上看往往振振有词，甚至具有说服力，但仔细考察以后，一般是靠不住的。它们的目的在于消除显著的社会工业上的不协调；但是那也许是以未来更大而更持久的不协调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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