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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克劳德•香农的导师范内瓦•布什的一篇传记时发现，布什在电气工程和应用数学方面对香农的指导无疑影响了香农的职业选择，进而影响了计算和数字媒体的历史。
布什很早就看到了香农非凡的天赋。布什在1939年的一封信中，将当时23岁的学生香农形容为难得一见的“天才”，说假以时日，他定将“取得一番令人瞩目甚至是有实用价值的成就”。
20世界40年代，香农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在贝尔实验室期间，他在一些高水平期刊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章，旨在解决电话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掀起了一场革命。在发表于1948年的文章《通信的数学原理》中，香农提出了一个信息传输的统一理论，可应用于电话、无线电、电视以及任何其他系统。香农将一切形式的信息都视为二进制数字，并假定这些位元（该名称由他在贝尔实验室的一位同事提出）可以被传输，即使在“噪声”通信信道中也不存在误差。
范内瓦•布什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他组织了曼哈顿计划，还在20世纪30年代建造了强大的模拟计算机，不过其中最伟大的还要数他对香农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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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30日是香农的100周年诞辰，在各种纪念活动中，没几个人能想起，他的深刻见解也曾被误解和扭曲。随着时光的推移，过度的奉承纷至沓来，香农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变得沉默寡言。其实香农爱说爱笑，喜欢制造独轮车，迷恋杂耍，但他为人十分谦虚。1956年，他在短文《风潮》（The Bandwagon）中写道，他的信息理论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他还表示：“作者只应该公开那些最好的成果，以及那些经过认真自我批评和同行考证的成果。”他担心自己的见解被“过分夸大”了。
历史学家保罗•纳辛（Paul Nahin）和威廉•艾斯普瑞（William Aspray）有力地指出，香农想要与他人分享荣誉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站在巨人的肩上构建出了自己的理论，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偶像，19世纪的逻辑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布尔因为香农才顺理成章地在今天享有知名度，但香农也是因为布尔才首次受到了科学界的注意。”纳辛在与他人共同撰写的传记《逻辑学家与工程师》（TheLogician and the Engineer）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走廊里闲逛时遇到了香农，我会跟他说些什么呢？我可不敢提起“风潮”，也不敢称他为“信息时代之父”，他会不高兴的；我会说，他的职业生涯之所以带给人们启示，是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追寻知识的方式。香农让我们明白了，工程师也可以像科学家一样得心应手地创造新知识，而且工程实践是可以超越科学理论的。
香农的一生戳穿了两个假象：其一是，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理论必须高于实践；其二是，专干“脏活累活”的工程师们永远无法创造丰富的理论，那要历经几代科学家的扩展、修正和深化才能形成。香农掀起了数字革命，理应得到赞誉；与此同时，他的百年诞辰同样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歌颂所有坚持不懈的实践者们——那些在实践中获得灵感的解决问题者，他们已在傲慢的空想家脚下忍耐了太久。
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实践永远无法产生知识探寻和知识范例新途径的人，香农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反例。而这一点，不止是在香农生日这一天，在任何一天都值得庆祝。
作者：G.Pascal Zach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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