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刘江峰先生离开了风口浪尖的酷派。大家都在猜,下面他会做什么呢?
刘江峰曾表达过对智能锁行业的兴趣。“我国智能锁普及率不到五个点,韩国是90%。在很多基于传统商品的智能化上,是有很多口子可以突破的。(比如)高端锁价格比较贵,(如果)锁和手机两个产业设个接口,到家手机往锁上一靠,摄像头、指纹上面都有,几百块钱一下子就都普及了,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我准备做智能锁去了,绝对把这个行业(给改造了)。
9月23日,有了确定的新消息了,刘江峰转型成了投资人。他个人战略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智能锁凯迪仕(KAADAS)。那么,这次他能转型成功,干成大事吗?

刘江峰是辞职的华为高管中,最高调、最有名的一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大家的心。
在一个以华为系投资人为主体的微信群“华友会创投军团”里转发了这条消息,一下子炸开了锅。
这个群汇聚了华为出身的投资精英,如追梦者朱波、梅花天使吴世春、异类投资王利杰、方广钱昱、千乘熊伟、金沙江联合周奇、分享管涛、创新谷肖旭、南丰黄庆伟、正轩胡林平、同创伟业张一巍、珊瑚群孙业林、麦格理王冠珠、同威张权龙、唐欣、华友会会长俞渭华等等投资圈里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里面,今年的轮值主席是程仁田。当然,非著名天使投资人戴辉也混迹其中。这个群,人数不过200人,确保都是精英,而且每年都要召开年会研讨风险投资的形势和投资战略。

大家的意见惊人一致。华为离职高管并不一定适合从0开始创业,反而更适合让企业再上一个台阶。
华为是个庞大的机器,或者叫航空母舰,资源接近无限,所以高管容易有很大的成绩。但是如果刚辞职出来创业,什么都要自己构建,刚开始又容易对自己期望过高,就容易水土不服,失败概率会比较高。同理,也不适合在企业出现巨大危机时来力挽狂澜草创一番事业。换言之,从0到1,并不一定就很适合。
离职的华为高管却很适合去企业做中后期发展的职业经理人,规范企业管理,理顺战略,开拓国际视野,帮助企业做大做强,更上一个台阶。换言之,从1到100,却很有可能。
在从事的方向上,大家也认为,与华为的重点产品做直接竞争,成功概率会比较低。你的成功经验,离开这个庞大的平台后,并不一定能有效复制。但是如果完全与信息科技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容易发挥自己的能力。
朱波说,一年前他断言,刘江峰在酷派干不了两年,但没有想到,只有一年就走了。
大家热火朝天地讨论了半天,然后有人突然冒了一句:刘江峰就在群里啊!于是大家做鸟兽散。
备注:以上规律不适用于华为电气系。华为安圣电气卖给艾默生,进入宽松的外企氛围后,在电力电子领域创业出了汇川技术、麦格米特、蓝海华腾、禾望等十几家上市公司了。
让我们再回到2015年。彼时刘江峰担任DMALL创始人,是当时热火朝天的O2O行业,名声大噪。DMALL实际上是物美和IDG联合创意,刘江峰只是担任创始CEO。
遗憾的是,O2O在成就了个别企业(往往有巨大的靠山)的辉煌的同时,整个行业却一片哀号。DMALL目前由物美经营,收缩了规模,依靠传统商超做最后一公里,也还有滋有味地活着,就好像天虹商场的虹领巾一样。IDG赚的中国的钱太多了,一亿美元消耗在国内,就算是美国对咱中国的GDP做做贡献。平心而论,刘江峰在DMALL可是拼着命干的。刘江峰最后走了,大家对他也很宽容。
一年前,刘江峰就任酷派CEO,是回到了自己本行。 当时的酷派,象联想手机一样,传统上依赖的运营商渠道已经无可依靠,业绩下滑。再加上奇酷一分家,元气大伤。刘江峰做CEO,基本上等于酷派要再起炉灶、二次创业,大家都为他捏把汗。
华为终端大搞机海战术,东边不亮西边亮,没有南方有北方。刘江峰主持的荣耀,真正推出了爆款手机。MATE 7后来获得的极大成功,也可以说是基于荣耀成功的基础之上。
刘江峰显然没有意料到,乐视会在一年之内变化如此之大,酷派居然会受到这么大的牵连,尽管开发的机型不少,但是因为受到大股东乐视的影响,能大规模推出的新机寥寥可数,线下渠道也很少。这个事情,不是刘江峰个人可以解决的,需要酷派需要大力投入真金白银才可以。酷派是香港上市公司,大股东不能挪用账上的working capital的,但是银行也悉数向酷派发出了催款通知。
从大股东乐视的角度,当年的梦想都已成空,最好就是将企业尽快整体卖掉,以拯救乐视自己。传说中,地产商京基看中了酷派价值100亿的地产。如果真的要地产商来接盘,那么对于酷派的手机业务而言,消耗现金越少越好,商业模式越保守越好。刘江峰感叹,酷派有一百亿的地产,拿几个亿就可以做起酷派,但他抱着金饭碗却无力回天!
刘江峰主政下的酷派,在海外的运营商定制渠道也还是做得可圈可点的,比如说美国市场,一个机型能卖几百万台。电源村村长,麦格米特的代新社拿出了他的酷派S1,说,这款手机待机时间长,不用带充电宝,跑三个微信账号100多个群都不卡。他赞叹:酷派的手机很好,功不唐捐!
不管怎么样,对于刘江峰而言,酷派已经成为过去。那么,刘江峰能否成功转型为投资人,能否再次崛起?最终的结果只有时间能最终说明,但是我戴辉非常看好他这一次的选策。原因如下:
1,经过了两年多的折腾,刘江峰对企业的战略、可为不可为,一定有了刻骨铭心的思考。
2、他这次真金白银做战略投资,是股东(不是期权),有更好的发言权。
3、刘江峰在研发、服务、销售、2C的品牌等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人脉。为企业代言,对企业吸引人才,扩大国内外销售,都有很好的积极作用。
4,对传统行业进行智能化,是很宝贵的机会。与华为的业务一点也不冲突,说不定还可以合作。
5、从他战略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来看,凯迪仕本来就是一个不错的传统制造企业,刘江峰可以来帮助企业达到一个更高的台阶。
6:刘江峰是个性不一样的华为高管。他从不骂人,富有个人魅力,能很好地团结各种力量,很适合做2C的消费产品。这点,请见下面的描述。
我所认识的刘江峰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蛮荒之地,街上的抢劫层出不穷,当年的华为,是草莽江湖,任正非就是山寨寨主。任正非先生是很有性格的。有意思的是,谁被老板骂了,回来还炫耀,绘声绘色。
很多华为高管是毕业后就到华为,直接发展起来的,比如李一男,容易受影响。那个时候,李一男正在是牛气冲天的时候,任老板对他极其信任。男哥脾气之差,人所共知。 而数年后,港湾创业不成之后重回华为的李一男,完全变了一个人,好像电影《仙履奇缘》里描绘的难以预料的人生。
当年,刘江峰是东方通信来的空降兵,负责GSM系统的开发,是个很不一样的华为领导。现在看来,GSM是华为历史上最最重要的产品,GSM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布局,奠定了华为今天如此伟大的基础。我也有幸参与了整个过程。
1998-2000年,我是华为GSM移动行销部总工办的产品经理,其实就是最小的工程师。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要去找(其实是催)研发的人。 因此与刘江峰先生有了好些交道。
刘江峰是东南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92年毕业后加入杭州东方通信。东方通信当年生产和销售摩托罗拉的基站设备,除了工资不如外企,做得活和外企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天天看的都是洋文。摩托罗拉的基站,当时被认为是世界最好的GSM基站。东方通信的人,就像上海贝尔、南京熊猫爱立信的人一样,出来都是横着走路的,让我们这些土鳖自愧不如。
刘江峰在东方通信是少有的从事研发工作的,他研究透了GSM本身的协议,用后来华为时髦的话,叫完成了GSM预研,这个在当年非常不容易。有年出差答标,忙到半夜,刘江峰透露了一个小秘密,当年他去邮电部一所,看的英文通信协议的下面,就藏着GRE词汇手册,时不时拿出来看两个单词。
九十年代,清华、北大等最牛X的重点高校里学电子工程(EE)和计算机的毕业生大多出国了。二流重点大学毕业生却在国内的实业界大放异彩。以华为为例,华科的有胡厚崑、郭平、郑宝用、洪天峰,东大有徐文伟、丁耘、刘江峰,聂国良,成电有孙亚芳,南理工有徐直军,西工大的有余承东,北邮有王诚,中兴现任董事长殷一民则出自南邮。 东南大学在移动通信的历代技术上都是很厉害的,学术带头人是无线电系尤肖虎。
当年一个大哥大几万元,华为看得眼热,也要做GSM,于是就过去将刘江峰他们一锅端了。刘江峰的出国留学梦也就彻底破碎了。
国企东方通信的老大施继兴,真是宅心仁厚啊。要是换了近年的SZ,老东家一生气,拉上几个人进到局子里交流交流,轻而易举啊。就让你玩不成微信,就让你喝不成小酒,再送你本书《Convict Conditioning》。

当年,尽管程控交换机国产机型群体突破,但华为其实随时都可能破产。刘江峰做开发,什么资源都需要自己来找,与现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刘江峰他们想了很多办法,终于作出了可以打通电话的GSM设备。他说:当时我们就10个人开干,但只要学过通信的都知道,那可是5000人的大活!GSM后来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那个时候的刘江峰,没有HIFI,没有玛莎拉蒂,和我们一样,也有住大冲农民房,路边吃牛肉炒面的经历。
刘江峰尽管是大领导,但是非常谦和。他天天穿一双布鞋,拿着个大茶缸,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走动式管理。他永远是沉着的微笑,眼睛一亮一亮的。他没有小办公室,而是坐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的最后一个桌子。
刘江峰负责的是最为核心的GSM业务,被李一男骂得最多。但是他回来后,从来不对员工生气。他很温和、民主、举重若轻,愿意和大家认真讨论,并寻求解决问题之道。一些看起来很难的问题,经过头脑风暴后,最终都能拿出好的应付方案。大家都很服他,我东大本科同级朱浩冰,中大研究生同班谭竹,乍出江湖,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力都很强。
我是华为移动通信最早一批的售前工程师,在总工办工作,对口一线,技术问题如雪片一样飞来,什么都要靠自己主动去问去学。那段时间,我天天去研发串门,看到谁就向谁问问题。GSM的人,都很NICE,基本上都是有啥说啥,没有谁藏私的,这与刘江峰的领导风格密切相关。我当时专门问过永远笑眯眯的张韶井,为什么你们GSM的人,都不骂人呢?他说:因为领导不骂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骂别人呢?
我曾经在北展负责站台讲解,用刚做出来的GSM打电话是时通时不通,其实可能是空口干扰但当时不懂。任正非先生穿着完全看不到任何裤线的裤子,大手一挥:刚才过去的是江苏管局的冯雄,你们赶紧去给我请过来!十多年后,冯雄先生退休后加盟华为海洋,为国产海缆通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开会的时候,他笑着说,你们当年要见我,可没那么容易!
最近有篇文章:《战略是打出来的,其他都白扯!》,里面写道:“在无线领域里,华为碰见了巨大的困难,甚至差点就熬不过来,差点就砍掉了。我们当时只有固网的研发能力,没有想到无线的技术门槛那么高,很多关键技术问题迟迟解决不了。” 从可以想象当年形势的严峻,更觉得刘江峰的大将风范,实在难得。
2000年,我去了海外,白山黑水,一带一路地去卖华为的GSM设备,走遍亚非拉,和刘江峰直接打交道的时候就很少了。
刘江峰先后担任技术支援的总裁,还有南太平洋地区部的总裁。我各战斗了一年的印尼和菲律宾GSM市场也属于他的辖区了,这也是一种间接的交集吧。
2015年,他离开了华为,离开了他一手打造的荣耀手机。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问了两个愚蠢的问题,您是离职还是退休啊?您去哪儿啊?他说是正式离职,至于去向你等着看就知道了,呵呵。
因为深圳东大校友年会的事情,我去北京的时候,专程去拜访他,于是与他有了唯一的一张合影。回头看看,他是88年入学,我是90年入学,我们在校时候还有交集。 
他应邀为深圳的校友们录了一段视频,在年会现场播放,勉励大家创业创新。

2015年,他与毛大庆联袂回到母校东南大学,为东大学子做了精彩的报告。回忆当年,他说他酷爱踢球,学了四年号称“爱情冲锋枪”的吉他,可惜扫了四年一个都没扫着。学计算机专业的他,只能常泡机房,为了多上机练习,他还刻了个萝卜章。
2016年他去了一次以色列,正好我也在,可惜没有碰上,遗憾。
life is not how much breath you take, life is how much moments that take your breath away. 时间未老,理想还在,再次出发,为的只是探索人生未知的可能,为的只是年少时的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本文未经刘江峰先生审阅。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