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外婆，都是年过九十才走的，也许我也有长寿基因。如果这样，我今年45岁，刚好过完前半生。最近有热播剧《我的前半生》。
申请了个人公众号，对我的前半生（不是上半身）做些总结。乍进入个人公众平台，跳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茫茫人世间，我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小人物的人生也可以很感人，比方说北京阿姨写的自传《我是范雨素》。
给本文命题时，我想起了小时沉迷的武侠小说里的桥段：“呔！大丈夫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行者武松的便是！”
幼年：洞庭水乡
我没上过一天幼儿园，没玩具，没童话书，四岁就下地劳动。但我的幼年有无边无际的田野，潺潺的河流，屋前屋后的鸡鸣和狗叫。
藕池河源于湖北公安，引长江之水入洞庭。那个大坝修好后，长江水位下降，河面窄了好多。
捡知了壳（学名蝉蜕，可入药）换了件时髦的运动汗衫，背后有个大大的号码“6” ；四处寻宝，捡鸡粪狗粪给生产队积肥换工分；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捡拾金黄的稻穗，感受收获的幸福；村子里的人一起看露天电影，跑到银幕后面去找那扛枪的战士.......
队里晒谷坪里的缝隙里掉落进了一些谷，爷爷看不得浪费，就让鸡去吃了点，结果被拉到大队部开了三天的批斗会。我还清楚地记得爷爷拿着空饭碗落寞回家的表情。
1976年，生产队队员们被组织起来向北方默哀，有个大人物走了。
乡邻们评价我很机灵，小伙伴掉到水沟里，我拼命跑回去喊大人来救起了她。这是我第一次救人。
去年，建设中的高速公路要从老家宅基地上笔直压过去。妈妈回乡，雇人砍掉了宅基地上跟我同龄的那些大树。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那些树之间牵上绳子，再盖上茅草，修个小房子过家家。
没有城镇户口的小镇少年
六岁的时候，老舅安排他老姐也就是我勤劳的母亲，到了湖南南县一中做炊事员，主要工作就是用两把菜刀干革命，切出如山的菜来！我们兄弟俩也成了小镇的大院少年，住筒子楼的格子间，煤球炉生在过道里。生活在学校大院里，可以经常乱打球，我的小腿因此很粗，如果是女孩，恐怕会哭晕在厕所。
老校门
尽管没有城镇户口，但在妈妈为我们撑起的一片天里，少年不知愁滋味，却也活得逍遥自在。我们兄弟俩成绩也都不错，还双双拿过县智力竞赛年级组的第一名，据说县广播站还播出过勤劳妈妈教育孩子的感人事迹。
我都误以为自己是城里人了，这个错误直到考上大学迁移户口那天才终结。那个时候有部有名的小说——路遥的《人生》，故事结尾是：巧珍嫁人的那天，高加林落寞地回到了农村，面对那逃不过的黄土地。小说的中心思想是农村人不要妄想当城里人，这是户籍制度对人性的巨大约束。作协发工资的路遥，还写了另一部名著《平凡的人生》，其中体现的也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对人性的制约。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现在入农村户口可难了！有电有无线有宽带，住乡村别墅，吃有机食品。
母亲在食堂双刀挥舞，切了近三十年的菜。她从来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一辈子只有数不尽的勤劳、执着和温良恭俭让。她舞刀技艺超群，七十多岁了，还可以飞快地将红萝卜切成针样的细丝，有卖油翁的实力。
小时候有次去外婆家，妈妈偎依在她的妈妈身边，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好听极了，余音绕梁！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妈妈唱歌。
金志文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了一首《美酒加咖啡》，说他小时候顽皮打架，学校要开除他，他的母亲为他求情成功，回家路上母亲高兴地唱起了这首歌，而这是他唯一听到过母亲唱过的歌曲。我的心中好有共鸣。
妈妈（左）与她在炊事班一起切菜的战友在一起
我完美地继承了妈妈勤劳的品质，卖过冰棍，卖过西瓜，在工地搬过砖！每年暑假都要去农村双抢（抢种抢收），割稻、插秧都是一把好手，手撕蚂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新旧观念巨变的时期，即便有漫天的严打布告，但是喇叭裤、爆炸头、港台录像、少林武打、琼瑶爱情、靡靡之音、自由市场、手抄本，仿佛在一夜之间充斥了整个社会。用“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来形容，也不过分。
高中时候，恰同学少年，我们意气风发地百里骑行去到湖北石首，畅游长江，浪遏飞舟！
父亲则是个颇有些迂腐的乡村中学教书匠。宁乡师范毕业（徐特立曾就读，宁乡是刘少奇的故乡），文革后首批函授大专（数学）。主课教数学，课余教农村孩子画画，还居然培养了些美术生，那个年代高考录取率很低，专业路线是条捷径。
父亲与四十年前的学生一起。邓先生与俞敏洪一样高考三次，终于就读财经专业，并创立了一番事业。
父亲钟爱土地，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万物生长，退休后还回到老家干了十几年，地里栽了好多橘树，沟里长了好多茭白。他多少次得意地对我说：让孩子们来看看爷爷的果园！一切的一切都以遭遇了一场刑事案件结束，有人嫉妒他，将他打成了轻伤。尽管胜诉，但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乡村巨变，已不再是梦中乐土。老头子最近这段时间天天抄写并吟诵《唐诗宋词五百首》，正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
父亲一辈子最英雄的事迹，发生在1963年的宁乡。大雨，位于山区高地的黄材水库溃坝。他水性好，被紧急派去给家家户户送信。正是吃饭时分，为了催山民逃难，他不知道掀了多少人家的饭桌。派去报信的六个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抱着浮木生还。
人家问我的父亲教育孩子的经验，他经常说：三句好话，顶不上一马棒棒！我们兄弟的教育成功，完全是只读过小学的老妈的功劳。
我有了第二次水中救人的经历，但这次很失败。溺水的小伙伴从后面将我抱住，两人一起沉入了水底。幸运的是，我喝了一肚子水后终得以浮出水面，一位英勇的共产党党员救了小伙伴。死里逃生的小伙伴现在是位救死扶伤的医生，挽救了无数生命。
青年：南京和广州的两所民国大学
高考时，语文看错了时间，打草稿打得兴起，大小作文都没写完，等于没写。语文考了个极其悲催的49分（满分120分）。
初战失利。吃完中饭去参加第二门考试的时候，妈妈请我帮个小忙，去考场的路上哼首歌。奇迹发生，我居然其他课程都没有受任何影响，总分远超湖南一本线。
于是进了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当时传言生物是21世纪的科学。这个专业也可称为医疗电子学，主干课程是电子，中间还去南京医学院学了人体解剖学，毕业设计则是JPEG静态图像压缩的计算机实现。我生不逢时，晚好几届的师弟中出了两位迈瑞副总裁，师妹中还出了伟大的DNA机器人的发明者。
小镇青年乍去大城市，冲击实在太大，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从“王”“黄”不分到舞遍南京，俱写入了《大学情感路》和续。
最近这些年，东大校友总会几个老师都被拉下水喜欢上了跑马，有他们身先士卒，六朝松马队的约跑活动狼烟四起。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跑过马，都是难得的革命情谊。
研究生来到了中山大学电子系，师从罗锡璋教授。这个时候对于大学生活我已经游刃有余了。我专心研究英语口语（李阳刚疯），编写数据库软件卖钱。还机缘凑巧地当了研究生艺术团团长，排的话剧和小品都获了奖，在大礼堂搞了场文艺汇演，还去华南理工汇报演出。
文娱活动的副作用延续至今，导演和女主演、舞蹈队员与围观群众，成了两对幸福的鸳鸯！
百年女生宿舍广寒宫，门口两棵假槟榔树，多少年屹立不倒
中大电子系HOST了一届国际电脑围棋赛（Computer Go)，我是伦敦一位大学教授的陪同口译。没有想到，20多年以后，由伦敦Google 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AlphaGo名噪一时，并成了人工智能AI的象征。
最后一年全力投入实验和研究，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国际红外与毫米波学报》，SCI可以检索，还有一篇第四作者学术论文。
弟弟戴斌中专毕业后无心乡村工作，流落到广州，与我同床。他喜欢玩游戏机，就因势利导他学习电脑。那个时候电脑是个稀罕物事，遂半夜陪他偷偷潜入实验室学习电脑。
一年后，戴斌通过了计算机程序员考试，又一年，通过了计算机高级程序员考试，再一年，他编写的公积金管理软件已管理了百万人的数据。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他现在在金蝶，交付过该厂最牛X的项目：南车ERP。
毕业了，本可以在当年如日中天的中国电信吃上皇粮，当年电信和移动还没分家。但我非要折腾去深圳，投入那火热的创业创新生态。
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大学生只准精神恋爱。现在，维稳是基本国策，最好就是让荷尔蒙过剩的大学生们沉醉在温柔乡里不可自拔，还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收入（如酒店与租房）。对于家长而言，现在害怕的都不是这个了。前两年的毕业典礼，学妹热情拥抱了校长并公开了自己的同向，还有位学妹起诉教育部在教科书中将同向视为病态。看到有个笑话，父母不同意儿子找的对象，儿子说：在遇到这个女生之前，自己只喜欢男生。父母闻言：赶紧结婚，赶紧结婚！
至此，我的三年广州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带着我倍加压抑的荷尔蒙，奔赴深圳，奔向那未知的未来。
华为成功的核心在于本世纪初在海外GSM市场的成功布局，战略是打出来的！
时间回到2000-2002年间，华为在国内的移动市场，无论是小灵通（PHS）、CDMA、GSM都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任正非先生曾说他在2002年的时候差点崩溃跳楼，华为也差点破产。
约莫在99年时候，我们被组织和动员起来，赴各地电信宣传小灵通（PHS）的技术落后未来不能演进，最好是使用CDMA来建设无线本地环路（WLL，受限制的移动通信）， 但是最后华为却惨败。电信最终还是选择了小灵通技术。
当时的情况是，移动有GSM，联通有GSM和CDMA，两家都成立不太久，但是老大哥电信都没有任何移动牌照。日本京瓷提供了成熟的小灵通基站和多种多样的终端供国内厂家OEM，价格也不高，但小灵通在技术上未来无法演进而且占用了3G的频段。如果让电信上技术先进的CDMA 无线本地环路（华为极力主张），移动和联通作为两个新运营商，都很害怕老大哥电信的竞争，政府也担心两个新运营商无法扶持起来就被打趴了。因此电信使用在技术上未来会落后的小灵通，其实是多方博弈之后妥协的结果。
一个市场，如果是两个运营商就会双垄断（DUOPOLY），要有三个运营商，才能彼此竞争，如果超过三个，则会竞争过度。但是这就是伟大的博弈（GAME），或者叫策略论。
PHS让UT-SARCOM和中兴通信一夜暴富。华为完美地错过了。有意思的是，华为为了让UT和中兴少赚了，后来还是做了PHS手机（OEM的）来参与竞争，而这成为了华为终于了进入手机行业的起点。
其实在98-99年，华为在国内的GSM市场上还是有了一些应用。但西方公司迅速觉醒，大幅度降低价格，改善服务，不让固网程控交换机自主品牌机型群体突破的悲剧再次上。尽管华为移动核心网基于传统程控交换机的优势还在发展，但是无线基站在国内的市场迅速进入冰冻期，甚至沦落到在公路沿线卖小基站求生存的地步。
战略上，华为押宝3G技术（UMTS，WCDMA），累计投入了40亿，希望能牵引中国移动、联通等传统GSM运营商上3G业务并弯道超车，而与此同时，华为GSM（2G）设备的新需求和新功能几乎都停止了开发，GSM研发人员所剩无几。而现在回头复盘就看得很清楚了，实际上直到2007年1月9日苹果手机诞生后，3G才有了真正的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lication），才真正发展起来。有意思的是，我当年捉刀写过一篇文章《让3G走下神坛》，在文章里预言，3G手机要达到100美元一台才能大规模发展，也不幸而言中。而GSM能充分满足语音和短信的需求，到现在也依然还活着，老人机、小孩机一直热销。
继承其在中国联通CDMA网获得的巨大成功（华为当时失去了这个市场），中兴在全球主推CDMA，但谁也没有想到整个产业链被高通狂收专利费压制住了，CDMA手机种类少、价格高。尽管技术更加先进，但是除了美中印等少数国家以外，CDMA都没有发展起来。中兴是成也CDMA，败也CDMA。高通对CDMA和3G（WCDMA）都主张了高昂的专利费，导致了可以满足客户语音和短信需求但没有专利限制的GSM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在广州见过一次雅各布父子，感觉他们表面非常地绅士，内心却特别地骄傲。
GSM的专利全部过期，没有专利限制。联发科（MTK）提供了芯片一揽子解决方案（TURNKEY SOLUTION），手机价格迅速降低到20多美元，三个人就可以作出外观五花八门的“山寨手机”，深圳“寨都”由此得名。本世纪初，GSM时代不仅没有走向结束，反而迎来了新的爆炸式增长！
早在毕业不久后的1998年，戴辉就成为了GSM最早的市场员工，2000年就主动申请奔赴海外开疆拓土，为华为GSM在海外的布局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蓝血英雄”。
如果华为没有戴辉和戴辉们在本世纪初GSM的海外市场成功布局，等到2007年3G市场真正启动的时候就没有移动运营商的市场基础。没有2G就一定会有3G吗！？
复盘现在光辉灿烂的华为手机的历史，当年也是依靠国外的移动运营商（如沃达丰）渠道而起家的。复盘华为芯片的成功历史，麒麟芯片就是依靠自己的手机起家的。复盘云计算的历史，云计算技术也是核心网（移动和固定程控交换系统）的自然延伸。
总而言之，没有本世纪初在海外GSM的成功布局，华为就是第二个中兴。鉴于中兴的国有企业背景，在国内能不能超过中兴也真的很难说。更别说与西方公司竞争了。
2000年-2005年底，先后在两任国际营销总裁徐直军先生、胡厚崑先生领导下我两下海外从事GSM拓展，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最早的践行者。首战中亚乌兹别克，获得华为海外首个千万美元项目，代表崔俭高，拓展周斌；次战印度，担任摩托罗拉的首个合作项目（印度BSNL，代表刘琦）现场技术负责人，该合作项目后来成功进入了40多个国家；后续又开辟了越南（代表刘文军）、柬埔寨（刘伟）、印尼（代表张森）、菲律宾等国的移动市场。下面是我拿了华为摄影二等奖的作品。
期间曾担任GSM移动国际行销总工程师（总经理范晖、副总于向萍），负责了最早的海外市场营销，包括第一个国际会议的英文发言（亚太无线大会），第一个向国际大T汇报（法电FT，拓展李红兵、凌利刚），第一个3GSM展的主策划（研发车海平、品牌陈敏，现在叫MWC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最早的海外广告和系列软文，还在广告中毅然出卖了自己的色相（品牌黄斌）。我担任总工期间，因为收入爆炸式增长，移动行销部集体荣获华为公司特等奖。
还记得徐直军先生突然跑到我面前，大吼一声：戴辉，你怎么还不走？！还记得在印度的酒店里，小任总深夜给我留门，与鼾声如雷的他同睡一个房间；还记得，大年三十。大家一起快乐地包饺子（我在海外度过了四个无休的春节）；还记得，法国3GSM展览结束后，前台法国MM在我脸上的轻轻一吻.......
成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3.0基站研发经理王劲先生，主持开发了华为第一颗手机芯片麒麟，却因为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我永远记得他笑眯眯的样子。抗癌英雄魏延政先生写除了感人的遗作《as close as far 天涯若比邻》。还有不少好同事永远离开了我们，钟鸣、MEI ZHEN、郭泽威、李林.....
当时负责3G的的国际营销总工叫汪涛，后来成了华为GSM+UMTS产品线总裁；负责CDMA的总工叫吴慧，后来是CDMA和WIMAX总裁（我们调侃为WC）。负责GSM的总工，我，正在这里打着文章。
柬埔寨与我并肩合作卖GSM客户经理张志奇，想必是做客户关系的时候去泰国SPA过，乐不思蜀。回国后，就招聘了很多漂亮小姑娘，开了连锁泰式按摩，还挂了新三板。
2004年9月，我因为偶然机会来到了菲律宾，办事处早已关闭。八千万人口，移动普及率高达40%，乍一看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根据博弈论，只有两家大的运营商，会有duopoly（双垄断），需要三家运营商才能均衡。
我觉得菲律宾市场大有希望，托杨炤曦向国际营销总裁胡厚崑先生提出了申请。亚太地区部产品线领导打电话过来，警告我客户都是骗子，要求我必须离开，我被迫写出承诺：留菲律宾是我个人决定，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一个人孤身奋斗了半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底还是让我撬开了这座巨大的金矿，第三家运营商SUN CELLULAR做大做强的诉求与我们高度契合，董事长给了我一个高度评价：谁说中国人的英语不好？
亚太地区部客户线领导陈涌先生前来调研，他是老销售，对市场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给出的独立判断与我惊人一致:没有2G，何来3G！ 并随后派了杨华（后担任代表）、夏孟根等老客户线人员来一起战斗。
但悲催的是，巨大的项目，包罗万象，技术和投标上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拼死战斗（还有一位马来华人来支持一下）。活人不会被尿憋死，我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到处求人帮忙，还自己去找当地的微波询价，找IBM询服务器的价格。
历史性的会晤，仿佛就是昨天：本地朋友James，菲律宾首富陈永栽，亚太地区部陈涌
麦克阿瑟二战时只身撤离菲律宾时大叫：I will go back！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菲律宾莱特湾大海战，也成为摧毁日军海军力量的决定性一战。美国牵头的太平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胜日本最重要的两大力量。我深受启发，写了篇文章，名字就叫《重返马尼拉》，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入选了《华为文摘》。
高达五千万美金的菲律宾马尼拉项目是华为在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密度最高、利润最好的纯GSM设备项目（不含基建）。重任在家，我外祖父去世、老婆动手术，都没有能回家。
菲律宾战役结束，我回到地区部。地区部负责产品的副总裁，及地区部人力资源负责人，见面就狠批：你回公司期间，未经批准去了百草园，根据公司的规定，必须写检查。我辩称，我并不住在百草园宿舍，去百草园纯粹是体检和复检,但无人理会。
2005年底终于回到公司，才发现范晖已经不在其位了。部门也改名，从GSM和UMTS（3G的学名）行销部，改名叫UMTS和GSM行销部。当时权威的说法是：GSM没有什么好卖的了，要卖就去卖3G。并磨刀霍霍，准备将GSM的名字拿下来！
这个时期，是华为内部博弈最为惨烈的时候。以研发为核心的无线产品线拼命砸钱做3G，要求一线推动运营商不发展2G而要大上3G。与此同时，GSM研发也基本停止了，基站产品持续八年都没有技术更新，落后对手至少一代。国际营销总裁胡厚崑带着海外市场上的老家伙们浴血奋战，苦逼地去抢GSM市场。但正如用小米加汉阳造步枪去和人家的M16来争夺上甘岭一样。
最终在巴西（拉美）、巴基斯坦（南亚）、埃及（中东北非）、菲律宾（东南亚）等人口大国成功进入GSM主流市场，在各个地区都树立了成功的大规模样板点。华为基本上是战略匹配第三大GSM运营商，这也是大国电信市场的博弈战略所决定的。
最近潘少写出了关于战略的经验之谈：“战略是打出来的，其他都白扯。”文中就提到了这最为刻骨铭心的博弈：“我们只有固网的市场眼界，不知道无线不能插花，只能是整网建设”。
华为的老经验来自固网交换机，是靠在原有西方公司交换网上叠加ISDN功能（所谓商业网）和200业务（所谓校园网）起家。但是无线通信上，希望将3G叠加或“插花”在西方公司的2G网络上的策略是行不通的，网络质量根本无法保障。不用狠招将现网的GSM替换掉，3G也没有办法进入。没有2G的地盘，就没有3G的市场！
这正是从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马尼拉GSM整网搬迁项目中“打”出来的战略！有了这个成功的超大都市搬迁案例之后，在大城市整网搬迁原有西方公司GSM设备的霸道模式，迅速复制出去，直到进入欧洲。而更早几年的塔什干整网GSM搬迁，是我参与开辟的搬迁先例。
到了2006年，华为终于彻底拨乱反正。大嘴余承东带领的UMTS和GSM行销部又重新改名回GSM和UMTS行销部。大量3G研发人员奉命调回2G，将3G技术灌进GSM产品里，创造性地实现了新一代2G/3G融合的全IP基站，老余后来逢会都要吹这个新技术。战术上，积极推进搬迁GSM旧网的整体移动网络建设，并成功大规模进入到欧洲本土市场。还记得，有次开会，海外一线困惑地问领导：前段时间你要求我们拼命推3G，现在又要求我们拼命推2G，到底我该干啥？领导斩钉截铁地说：此一时，彼一时！
欧洲的大运营商在全球（中国除外）都有大量的运营业务。我2003年向法国电信（FT）汇报的时候，他们非常关注的就是在亚非拉的运营业务。华为在亚非拉市场成功之后，后续进入到欧洲本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反之也成立，如果没有亚非拉市场的成功，欧洲运营商绝对不会敢大规模使用华为的设备。
应时任国际营销助理总裁，也是我的老领导，有“亚太第一美男”之称的刘琦先生的邀请，我回国后加入了全球销售策略部（直接主管周道平）。在06-08的三年里，大家一起苦心研究全球GSM格局和市场策略。一方面针对全球的GSM主流运营商提出了“攻山头”和“炸碉堡”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不少创新的商业模式如回购老旧设备（BUY BACK）等。我受到2008年茂业百货“买一百送一百”三天三夜不打烊的做法的启发自己提出了赠送VOUCHER（优惠券）的思路。曾获得销服策略特等奖。
后来，中兴通信痛定思痛，做了两个大的改变：一是改变了传统的事业部机制，二是大力进军主流GSM移动运营商。原有的事业部机制，导致山头林立。中兴的CDMA事业部很有钱，可以支持海外大量的CDMA业务拓展，GSM事业部没钱，无法大量支撑海外市场，研发人员也纷纷离开。在菲律宾就很明显，在CDMA 1900兆项目报价的时候，我直接报出目录价，等于将CDMA项目拱手送给当时有30多人的中兴。而我全力以赴，将我一个人的全部力量，投入到硬骨头GSM的拓展中，力争在局部市场，能有优势。这就是伟大的博弈策略。
全球销售策略部研讨会，周道平说，美女多，干活才有劲
2008年，我转入了企业发展部，在企发总裁郭平先生和他的助手吴钦明领导下，参与对北电和MOTO资产的收购，尽管功败垂成，但是极大提升了华为移动产品的品牌，花钱做广告的效果也远远没有这个好。负责国际营销的胡厚崑先生送了一个很大的船模给企业发展部，以资鼓励。
移动通信注定只会有几个大的玩家，只有超级大佬才能玩得转。彻底认识到这点后，从2008年开始，我开始去关注各个不同的领域。我居然成了华为收益最好的投资人。中国最优秀的行业信息化软件公司之一的润和软件，华为战略投资了一千多万，三年后退出，赚了近3亿。具体信息请参见润和软件的招股说明书。
我也深度参与了物联网（IOT），并作为业务发展（BD）角色积极推动着物联网业务从0做到一年数十亿人民币收入。实地调查、原始技术获取、第一个市场项目。图为李先银先生在做“敏捷物联”的演说。
那段时间，遇到什么东西，我都想 “全连接” 起来，包括天上的卫星。与不少卫星通信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下图后排正中就是我。
【中国，深圳，2013年11月】华为企业业务Marketing与解决方案部总裁张顺茂与世界知名的卫星通信设备公司iDirect Asia总裁Tom Cheong，举行高层会谈，签署合作MOU，奠定了双方合作战略。取自华为官网。
我业余时间猛学经济和金融，通过了CFA（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最难考的第二级。学了后才发现，对中国的股票市场而言，统统都没有什么鸟用，但在经济领域和一级市场（VC/PE）用起来还挺好。
从25岁到42岁，我累计在华为工作了逾16年，八年海内外销售，八年全球战略、产品线业务发展和投资并购，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这里度过。感谢华为给了我驰骋全球的机会，我也为华为今天的辉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幸运的是，在深圳房价没有大涨前，遇上了人生的同路人，置业成家，还有了两个总爱与我抬杠的千金。Right time, right city, right person。小家只我一个男生，如果可爱的狐狸犬小白白不算的话。
某年国庆，我去热爱的菲律宾KORON（也叫科隆）浮潜，这次我真正成功地从水里救了一个人！一位上海女性，嫌救生衣不舒服没有穿就去浮潜，面镜进水，人沉入海中，她没有能发出任何呼救声，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了她。我奋勇施救，不巧被她从后面勒住了我的脖子。我不慌不忙地潜入水中，让她撑在我的肩膀上呼吸。我再次浮出水面时，大喊出来的居然是COME ON(加油），而不是HELP（救命），看来应急英语口语还需要提高。
开了七次庭，跑了十四个马
2014年2月10日我从某厂正式离职，我只想静静地走开。但没有想到，离职五天后某厂极具执行力的强大团队拿走了我的手机，并去我家里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两个月之后的4月18日，某厂以“窃密，违反员工商业行为准则”为理由，给予了戴辉“除名”处分。处分通知一方面在电子公告牌向全体员工公示（现在也可搜到），另一方面在官网首页“除名查询”栏目无限期地公示，通过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查到。
当时我在前海梧桐并购基金任董事总经理，并成功发起了两支基金，但也不得不辞职。
旷日持久的司法拉锯战开始开始了。先打劳动纠纷。如果戴辉真的有错，那法院一定会直接判戴辉错了，应当被除名。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两份判决书，一份是深圳市中院，一份是广东省高院。中院的说法是：本院认为，该处分决定是某厂的内部文件，属于企业进行自我管理的方式，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无权对用人单位的内部管理文件进行撤销或者变更。广东省高院的说法是：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处理范畴。大家也可以看到，无论是中院和高院，其实都并没有说戴辉有错。
屡战虏败，屡败屡战，我又打了名誉权诉讼。奇妙的是，相关的判决书，都并没有被公开。9月初，我已经向广东省高院提交了三万字的再审申请。
那么多年，没日没夜，随时都要准备加班，不可能家里没有一点某厂的资料，如《某厂人》、《管理优化报》，又或者类似的根据自己的体会写了到处传阅的文章。如果真的一点都没有，那就反而真地奇怪了。某厂既然都对我的家里都做了仔细检查，那么请拿出内容，看是不是“窃”的“密”不就可以了？但三年一共开了七次庭（其中一次是高院的书面论辩），尽管一再申请，某厂却始终拿不出任何戴辉“窃取”的一句半句的“秘密”的内容。
不喜欢你的人（如金三胖）恨你，你不会去伤心。用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为之奉献的事业，如此伤害我，令我心碎。
有段时间，我彻夜难眠，去康宁医院（深圳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抑郁症，还开了一堆药。出门，我就扔掉了病历。
我的东大校友毛大庆，也曾经得过抑郁症，依靠跑马，他最终战胜了疾病，有年他还陪同了一位抑郁症患者跑完北马。不过他专门纠正过我，他不是“严重抑郁症”，如果真的是严重抑郁，跑马也没有那么大的功效。
为了战胜亚健康和抑郁，我也决定开始跑马拉松。我两年一共跑了十四个马拉松，完成两次磨房百公里行走。
不管多少艰难险阻，我的人生还要过下去。上有高堂,下有妻儿，我不能倒下，因为我的背后空无一人。
前些天更是完成了人生第一个铁人三项，全身心投入到美丽如画的漓江里游了个泳。
2016年去了以色列，手抚哭墙，感受着犹太人数千年的颠沛流离。将一切托付给上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孟子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017年3月大美清远马拉松，淋了几个小时的雨。雨中大悟：既然某厂始终拿不出任何戴辉“窃取”的一句半句的“秘密”的内容，那不就已经直接证明了我的清白与无辜吗？
在第一场双方对弈（劳动仲裁）结束之后，对方法务部人员，一位伶牙俐齿的女生，相信是名校法律系毕业的，对我说：某厂从来没有输过劳动官司！ 我到网上去搜，真有同样的说法。我不信，还托律师去了解，真是这样！
博弈论上，有一个赢家通吃的模型(Winner takes all)。在这种模型下，一旦你最终输了，之前付出再多也得不到任何回报。如果知道最终大概率会输，最好的博弈策略就是干脆直接放弃诉讼，以避免损失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对方的法务人员主动给我说那句话，本身就是一种博弈策略，很多人都会知难而退。
当然，实际结果会比“什么都得不到”还要更惨，因为关于戴辉被“除名”事件的判决书，网络上可以公开查到，流传千古，贻*万年。
戴辉并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是这个世界总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捍卫。如果每个人都忍辱偷生，某厂无法得到进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也无法得到进步。中山大学近代中国十八先贤铜像中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遗作：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某厂最近在员工关系上这几年确实有显著的进步，也许我的努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近老板公开致歉离职员工，并称之为“加西亚”！
刚进该厂时候，我们都要学习《把信交给加西亚》，加西亚穿越大丛林将信送到，这教育着我们，一定要奋不顾身、使命必达。顿时让我们热血沸腾，仿佛就是背负着神圣使命，即将上场冲杀的战士。
我想，那些授命要调查我的人们，也都一定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
看到过一段话，很有启发：那些让你过不去的，最终都是为你生命服务的。这是被北大除了名的俞敏洪说的。
紫霞说，我猜中了这个开头，却没有猜中这个结局。她没有后悔。
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一带一路上的黑山白水，永远令我难以忘怀。能有机会为祖国的崛起作出贡献，虽三生三世，我亦不悔。
我的未来不是梦！
当年郭平先生召唤我去企业发展部的时候，他说：投资是份可以干到老的职业。
高科技蓬勃发展，中国就有光辉的未来，才不会只有表面的繁荣，才能支撑高昂的房价，才有《战狼2》中无往不胜的武器。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拿自己的钱做投资，才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我将自己的血汗钱投入了技术门槛很高的高科技项目，也都没有在风口上，正好可以认认真真地做事情，然后等风来。
过去这段时间，主要工作就是辅导所投企业，研讨战略，分析市场，写软文，对接资源，还为CEO们提供心理按摩服务。尽管我并没有工资，但是我坚信，只有科技发达，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16年去了以色列，在英菲尼迪组织的中以合作论坛上侃侃而谈，布中外战略合作之道，宝刀不老，还上了当地报纸。从事应急通信行业的海能达在海外成功并购是我推崇备至的一个案例。
我的前半生如果拍成一部电影，那么，最后的画面会是这样：行者就要走向那不可预料的艰辛的未来。
一路向西，让我们携手同行。
戴辉 2017年9月26日 深圳， 联系方式：daihuichina@qq.com
